清诗概述49

——清史札记之四十四

我楚狂人

四、清诗流派19

4.性灵说2

（1）袁枚和他的诗2

袁枚的诗作主要有以下几类：

其一，咏史诗。

咏史题材在袁枚的诗学世界中占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他一生中写下二百余首咏史诗，对咏史诗的创作方法也提出了一系列批评意见。通过这些材料，可以管窥其咏史诗批评观念与风格追求。袁枚对咏史诗创作提出了两条具体要求：一是“新义”，即思想内容上的高超识见，需要借助学识与想象两套方法来获得；二是“隽永”，即在艺术风貌上形成感情深沉悠远、意味绵长不绝的效果，获得的途径有幽默、形象和用典这三种。袁枚自己在创作中基本遵循这两条标准。

袁枚的整体诗学观念中就包含着对“新义”的追求。他曾在《随园诗话》中引述姜夔的话：“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诗便不俗。” 也说过：“余自幼，诗文不喜平熟。”具体而言，他最推崇“翻案”式的写作，因为既能突出作者的过人天才，又能避免读者的审美疲劳。

袁枚不仅在诗学批评中强调咏史诗要具有议论上的新义，而且他自己在创作中也做出了很好的实践。例如《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就最能体现其创新能力。这组诗是诗人晚年携子游览西湖时所作。诗人围绕岳飞这单一的历史人物写了15首诗，却没有一首诗的立意是重复的，而是充分发挥才情与智慧，从不同角度下笔。除此之外，袁枚咏史诗中这类具有新义的作品也是数不胜数。

其二，山水诗。

袁枚的山水诗不仅完全摆脱了清初遗民山水诗一那种对政治功利的依附性，亦突破了清初六大家山水诗一般的借景抒情把山水作为感情载体的模式与浙派厉鹗山水诗以清幽之境排遣精神苦闷的慰藉式亦不相同，袁枚的山水诗的开创性在于高扬主体意识，在处理人与自然山水关系时，万物为我所役，人始终占有据主导的或主动的位置。

袁枚山水诗的高扬主体意识，主要表现在把自然山水性灵化，即拟人化、个性化，人与自然主客体相隔离、相对立的界限被打破，自然山水自身被赋予人的个性情感，构成人的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与山水可以对话”、心灵相通；同时以山水的精神来体现诗人的性灵。自然山水已不再仅仅是供人观照、寄托的审美对象，它自身就是活的宇宙生命。这类山水诗多为古体、律诗，构思新颖，想象大胆，语言雄俊，生气盎然；所写对象基本上是名山胜水 [19]  。袁枚咏山诗的主体意识颇强，亦表现为很少对山景作纯客观的描写，而是偏重表露内心的主观感受，突出人与自然的呼应、交流关系，这在清初以来的山水诗中并不多见，亦是袁枚求新思想的反映。袁枚追求的不是人对自然的主宰，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及由此产生的自然之趣、闲适之情。他多用拟人手法，赋予自然景物以生命的灵性，寻觅自然中的生气与生趣。这是袁枚为推动清代山水诗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袁枚诗中山水多具有性灵，其散文中山水亦常常不是单纯的青山绿水，而是具有生命力的人化之自然。山水在他笔下往往被赋予感情、个性，是有灵性之物。一人徜徉于自然中，有宾至如归”的感受，享受到远离尘嚣的惬意与审美的情趣，于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中，见出天人合一”的境界   。

袁枚的山水诗古体近体兼备，其中古体诗作尤为令人瞩目。袁枚不惯依声填词，其中原由从他钟爱古体诗便可获知。他认为作诗是为抒发性情，如过分注重形式格律必然会限制性情的自由挥洒，也便失去了作诗的乐趣 [20]  。袁枚的山水诗中往往融合难得的诙谐幽默，从而使他的山水诗呈现出浓郁的主观色彩与个性特色。如《晚宿寺中同霞裳步铁城障，认一线天》：“诸洞空中悬，道是猿猴宅。颇有高人风，呼之不肯出。”将待在山洞中不肯轻易露面的猿猴比作隐居的世外高人，既有画面感又充满喜感。诗人进行诗歌创作时，毫不掩饰自己的性情，将心情和心境化为一首首具有谐趣的诗篇，带有浓厚的个性色彩，洋溢着一种特有的乐生精神，由山水之美，寻获山水之乐。

此外，袁枚性灵山水诗在题材内容与艺术表现上亦有所开拓：描写对象既有名山胜水，亦有山水小景；体裁既有古体律体 ，境界壮阔，波澜开合奇正变幻，亦有绝句小诗，意象空灵，活泼有趣；语言既化用典故传说，典雅华美，亦多白描，通俗晓畅。诗之活灵风趣得宋人杨万里诗之真髓，白描手法承查慎行之精神，但又有所发展丰富，如增添了精警之致，减少了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