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诗概述7

——清史札记之四十四

我楚狂人

一、清初遗民诗6

5．钱澄之

清初诗人中，钱澄之可算是诗名极盛的一位。但是由于他的诗文长期被清王朝禁毁，后世一度名声不显，许多文学史都不载。

钱澄之（1612年5月29日——1693年9月30日），初名秉镫，字饮光，一字幼光，晚号田间老人、西顽道人。汉族，安徽省桐城县（今枞阳县）人。

钱澄之自小随父读书，十一岁能写文章，崇祯时中秀才。南明桂王时，担任翰林院庶吉士。诗文尤负重名，与徐元文有书信往来，《与徐公肃司成书》曾披露顾炎武偏激的一面。王夫之推崇他“诗体整健”。作为皖江文化的重要诗人，与同期的顾炎武、吴嘉纪并称江南三大遗民诗人，诗歌创作上取得了杰出成就。 著有《田间集》、《田间诗集》、《田间文集》、《藏山阁集》等。

钱澄之幼从父读书，博览群籍。稍长以名节自勉。弘光朝，阉党余孽阮大铖死灰复燃，东南名士结成“复社”与之斗争，钱澄之系皖中主坛者之一。他还与陈子龙、夏允彝结“云龙社”应和“复社”，接武“东林”。南明福王称帝南京，阮大铖等专权擅政，迫害复社文人，澄之遂化名潜往浙江武水。弘光元年(1645)，清兵攻陷南京，福王政权瓦解，澄之参与起义失败，妻方氏及女殉难，他与长子法祖逃入闽中，后辗转入桂，为永历帝朱由榔的庶吉士，制诰文字多出其手。时同僚金堡因直谏下锦衣狱折断左肱，使他对南明朝廷丧失信心，于是间道归里，结庐先人墓旁，闭门著书以终。其墓现位于枞阳县城城关小学即原枞阳二中内。

下面基本上是引用了网上的文章，我同意这个观点：

钱澄之在当时以诗文著称。韩炎说他“诗歌古文满天下。”（《田间先生八十寿序》）他有《藏山阁文存》六卷，《藏山阁诗存》十四卷，《田间文集》三十卷，《田间诗集》二十八卷，还有《田间尺牍》《所知录》等，数量众多，为时人称誉。当时诸选本，如钱谦益《吾炙集》选澄之诗独多。陈维菘《箧衍集》开卷第一人第一首即是澄之七古，卓尔堪《明遗民诗》录诗百首以上者仅杜浚、屈大均、钱澄之三人。后来雍、乾时，刘大木魁选《历代诗约》，于清初只录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稹数家，而澄之也被选入。由于澄之诗中多记清初史实，特别是南明隆武、永历两朝的时政，对清廷多有揭露、攻击，因而在编集时，许多已不敢收入。即使如此，已刊行之《田间诗集》等书，在乾隆时仍被列入禁毁书目中，因此其流传大受限制。诗话行也很少有人提及。道光年间陆蓥《问花楼诗话》中有一条说：“‘谁怜灵武麻鞋叟，老向空山拜杜鹃。’潘次耕赠桐城钱饮光句也。饮光着有《田间易学、诗学》，盖诗人邃于经者。其书东海公（徐乾学）为刊传之，版久逸也。”是因潘耒诗而提到澄之，又仅仅提到澄之的经学，可见其诗文久已无闻于世了。到了光绪末年，才有人从传抄本的《藏山阁集》谋付印，于宣统年间刊行。因此，许多文学史著作根本不提钱澄之一字。近年来专论钱澄之诗文的文章有了几篇，但有的论定澄之为清初“次要的作家”，有的会把《藏山阁集》误以为就是《田间集》。这种状况显然与钱澄之在清初诗坛上应有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坊间论清初学术极盛者，往往并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儒。张舜徽大师则以为“桐城钱澄之实亦不废大家，足与三人媲美。”张先生持论并非孤见，观诸伟奇教授彚录时人迄今评钱文字，可谓众口一词，连绵共识。桐城文学嫡传吴孟复先生干脆赞称：“先生高见空千载，故与渊明伯仲间。”。 

钱澄之诗歌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众多，特别是他《藏山阁集》中的作品，大半都与明末清初的社会政治、民生疾苦有关，绝少无聊的应酬之作，流连景物的内容也不多。这一点在清初诗坛上也是很突出的。

澄之作于明未的诗中，很多揭露了当时的社会黑暗，明廷对于百牲的横征暴敛，以及在官吏与灾荒逼迫之下人民的痛苦生活。如《悯荒和韵》中的一首说：

种豆南山又苦蝗，哀哀寡妇哭三荒。劝耕已缺明年种，加派还征隔岁粮。

市井揭竿争闭籴，官司传檄急通商。朝廷近日专心计，谁听悲歌云汉章。

崇祯末年，自然灾害不断，人民生活已非常贫困，但朝廷只是在口头劝耕，实际土仍在催科不已，加派不断。大臣们只知道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根本不问人民的死活。生活在社会下层，亲眼目睹民生疮痍、社会混乱的钱澄之，对国家的前途十分焦虑，他在《感时》诗中说：“也知国计正艰难，其奈闾阎已尽残。”明朝内忧外患，急需大量军晌，但广大百姓也已经被赋税、加派搞得焦头烂额。即使象钱澄之这样的家庭，也是“晚收担石尽输官”，因而“青黄不接哪得餐”。（《伯仲叹》）到了难免忍饥挨饿的地步，一般百姓的境况就可想而知了。《杂感》第八首写道：

水旱频仍父老嗟，飞蝗又见际天遮。耕农去尽田难认，赋税逋多派枉加。

窃恐流亡还伏莽，即令盗贼正如麻。朝廷弭乱须蠲免，终是饥寒且恋家。

水、早、蝗灾频频袭来，明廷的赋税不仅不减免，反而越派越多，正供之外，又有“练饷”、“剿饷”、“辽饷”等等名目，百姓被逼得活不下去，只得抛弃家园，流亡他乡，许多人投奔了农民军，使得“盗寇”越剿越多，澄之认为，要使社会安定下来，根本的一条，是要蠲免赋税，使百姓能够生活下去。这当然只是他的一种愿望，朝廷是不会采纳的。《大水叹》中说：“白头老翁休叹息，秋来官粮逋不得，回家早计卖妻儿，如今九年之水尧不知。”最高统治者根本不了解百姓的情况。即使知道了也没有什么用：“诏书屡问灾伤苦，课税宁教赋役宽？”（《感时》）皇帝知道了灾情，也只是一纸空诏书，不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年年搜括助军兴，御寇防边总未能。”（《和百史闻警韵即送其北上》）明廷拼命搜刮，结果“寇”也灭不了,“虏”也挡不住，只是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澄之明末的诗篇中，还有不少是揭露当时官吏将兵的残暴横行，鱼肉百姓，草菅人命的情形，如《官兵行》说：河边大舰者何为？河下风吹舰上旗。云是新调守江北，行船过客索酒赀。榜人船头快招手，泊船送钱毋多口。勿令指作渡江贼，缚去请功袅汝首。 官兵到处敲诈勒索，稍不如意，即指为“贼”，加以杀害。这还是小者。《大梁行》记述官兵决河放水灌城以杀“贼”，结果“水来杀人百万多，隔岸官军年奏凯歌。”《九江行》描述了官兵抢掳妇女，又强迫她们集体赴水而死，结果“水中白骨蔽江来，都门昼闭不敢开。”明末兵荒马乱之际，百姓遭受的种种苦难，澄之诗中都有描述。

甲申以后，清廷入主中原。清兵在征服全国的过程中，烧杀掳掠，给人民带来同样深重的灾难。对于那些抵抗最为激烈的城市，清兵屠杀平民，劣迹斑斑。钱澄之这时期的作品中，对清廷的暴行多有记载。作于顺治四年的《虔州行》，描写了顺治三年十月清兵攻破虔州之后，进行大肆杀戮的情景说：

五更未醒虔州破，闭城刈人人莫逃。马前血溅成波涛，朱颜宛转填眢井，白骨撑柱无空壕。

清兵的杀掠破坏，使虔州这座“关税兼通闽与粤”、“闾阎扑地楼插天”的繁华都市，变成了“烟冥冥，雨啾啾，黄昏鬼火遍城头，行人白昼不敢过”的阴森可怕的废墟。遭到清兵惨重破坏的又何止一个虔州！澄之《过将乐县》写道：

飘风激沙砾，曜灵惨不舒。我行升虚邑，空国无人民。

颓垣穴孤兔，赤瓦夷沟渠。排徊不能过，问此谁为欤？

人烟稀少，野兽横行，白骨遍地，凄凉萧条，正是当时被清兵蹂躏过的城市残破景象的真实写照。其它如《哀邵武》、《过漠埠》、《悲顺昌》、《夜过贡川》、《永安即事》、《力疾入大田纪事》等等。都记述清初动乱中人民处境悲惨，城市被严重破坏的情景。城市如此，乡村也不能幸免。澄之《间道奔江右发横坑即事》写道：

鸟雀满废村，屋倒门犹闭。人去碓空喧，烟稀食屡缺。

呻吟见寡妇，疮痍正流血。

乡村也是残破不堪，人民到处都在流血，在呻吟。这些都是澄之奔波于抗清斗争途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实，其中或有夸大之词，但其史料价值不可忽视。

清廷在征服过程中残酷地烧杀，同时，对人民的剥削压迫也非常严苛，澄之诗中此也多有揭露。《获稻词》写道：

女蹋椎，儿扫仓，我家今日稻登场。获稻上场打稻毕，拂还租稻叉手立。

往时入仓才输官，今年只在场上看。晚禾干死田无稿，又下官符催马草。

买草纳官官不收，千堆万堆城南头。风吹雨打烂欲尽，饿杀栏中子母牛。

澄之《捕匠行》写道：

今年江南大造船，官捕工匠吏取钱。吏人下乡恶颜色，不道捕匠如捕贼。

事关军务谁敢藏？搜出斧凿同贼赃。十人捕去九人死，终朝锤斫立在水。

自腰以下尽生蛆，皮革乱挥不少纾。官有良心无法救，掩鼻但嫌死尸臭。

昨日小匠方新婚，远出宁顾结法恩，昼被鞭挞夜上锁，早卖新妇来救我！

描写了被官吏抓去为清廷造船的工匠的悲惨遭遇。《水夫谣》记述清兵对船夫的驱使说：

遭他鞭挞无完肤，行迟还用刀箭驱。掣刀在腰箭在手，人命贱同豕与狗。

射死纷纷满路尸，那敢问人死者谁？

这些都记述了清初残酷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事实。

对于满洲八旗士兵的凶残，澄之《县门行》写道：

县门朝开官不出，昨夜大盗进官屋。健儿被伤公子死，街外知更衙里哭。

枞阳临水万余家，公然船过弹琵琶。县上差兵亲认得，鸣锣捉贼通街哗。

家家揭竿拦江口，船到江口谁能守？弓箭在手刀在腰，一夫上岸千夫走。

差兵昼夜尾船行，获之乃是纛下兵。可怜冤杀城中人，严刑至死无一声。

纛下兵来不敢锁，当堂揖官对官坐。官免杀伤已有恩，明日同官赴辕门。

移文调取军前用，临去传言谢官送。

在弘光朝时，他对当时震动南明朝野的三大疑案，作有《假亲王》、《假后》、《假太子》三诗，并有《南渡三疑案》一文，详细记述了三案始末。这些案件的真实内幕，当时人已很难搞清。澄之根据自己的见闻，有所根据的据实记载，传闻之词录以存疑，以俟后人论定。澄之还有《髯绝篇听耿伯良叙述诗以纪之》一诗，记述了大奸佞阮大铖投降后，谄媚清廷官吏，在协助清军攻打抗清力量的途中，卖力过甚而致死的丑态。他是根据起先降清，同阮在一起，后又反正，回到南明的耿伯良所述而录，耿“始未亲所见”，他“记以待史评”，当是可靠的，并且当时沈昆铜的祭文，《台湾外记》等书，也有相类记载，可证澄之所记不诬。澄之亲身参与隆武、永历两个南明政权的朝政，对其中情况的了解，自非外人可比。他有很多诗，如《端州杂诗》、《广州杂诗》、《梧州杂诗》、《桂林杂诗》、《临轩曲》等，都是几首、几十首的组诗，并且许多诗中还有小注，记述了南明朝政人事、党派纷争、抗清活动等方面的史实，许多可证史书之误，可补史书之缺，是研究南明政权的宝贵资料。

澄之每到一处，都注意观察、记录当地的风俗民情，如《南海竹枝词》、《闽江竹枝词》等组诗都是，其它如《南海有女择配求完发者得宣城汤生归焉嘉其志为赋是诗》等作品，都可考见当时的民心之一斑。这些直接反映了社会现实，特别是当时社会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这些主要方面的作品，是澄之诗中最可宝贵的部分。当然，就题材而论，澄之诗歌反映的生活面还是很广阔的，描写山水风景，描写朋友交情等等方面，都有不少佳作。

钱澄之自觉地运用诗歌来记录、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诗庀史”，这与他的诗歌理论有直接关系。 澄之于诗最推崇杜甫，于杜诗最称道其真实、深刻地反映社会面貌这一方面。其《与方尔止论虞山说杜书》中说：方文对钱谦益注杜诗大为不满，澄之认为谦益注杜不能一概否定，但他没有抓住杜诗的精髓。谦益“谓杜诗字字皆有根据”，澄之认为这点不足称道，因为“今人诗用惯陈语，苛逐字求之，岂有无所根据者邪？”前人所赞不绝口的杜诗“每饭不忘君国”，澄之则认为“此亦臣子大义，骚人之本旨，非绝无而仅有者也。”他说：“杜诗之佳，在于格力气韵，迥绝诸家，至其体物尽变，造险入神，幽奇屈曲之境，诮屑酸楚之情，一字匠心，生面逼出，千载而下，读之如当其时，如见其境，故其诗千载犹新。区区典故之详核，音调之悲壮，岂足为公称？即声病又岂足为公讳哉？”认为真实而又富于艺术性地表现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反映出时代的面貌，才是杜诗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张穆之杂论跋》中又说：“读杜诗者，千秋而下，当世之人情物状，恍然如见。惟其察之至微，故言之逼真。真，故古今不能易也。”这些是就后世读者看杜诗而言，澄之对杜甫当时希望能以自己的诗作有助于国计民生的良苦用心，也十分赞赏，《叶井叔诗序》中说：“至杜子美出，而复见三百篇之遗，其诗慷慨悲壮，指陈当世之得失，眷怀宗国之安危，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澄之学杜，也是努力这样做的，他诗中也不乏“指陈当世之得失，眷怀宗国之安危”的作品，虽然由于他人微言轻，不能起到多大效果，但他是始终以杜甫“诗史”作为自己榜样的。他在《生还集》自序中说：“其间遭遇之坎坷，行役之崎岖，以至山川之胜概，风俗之殊态，天时人事之变移，一览可见。按斯集者，以作予年谱可也，诗史云乎哉？”澄之的诗篇，尤其是《藏山阁集》中的作品，可以说是清初的一部“诗史”。当时人对此也多有赞赏。潘耒《钱饮光八十寿序》中说：“先生少负隽才，遭时坎坷，浩然独行其志。间关转徙，备尝人世之艰难。中有感慨，——发之于诗，其质直真挚，如家人对语，未尝稍加缘饰，而情事切至，使人欲喜欲悲，不能自已。”在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比较全面深刻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这些方而，澄之在清初诗坛上是非常突出的。

钱澄之推崇杜甫，起初是受到明七子派的影响的。他在《生还集》自序中说：“予自总角学诗，迄今二十年。其十年茫如也，戍己以后，始能明体审声，一窥风雅之指，所拟乐府，以新词谐古调，本诸合州新乐府，自谓过之。五言诗远宗汉、魏，近间取乎沈、谢，誓不作陈、隋一语，唐则惟杜陵耳。七言诗及诸近体，篇章尤富，皆出入于初、盛之间，间有为中、晚者，亦断非长庆以下比。此生平学诗之大概也。”此序作于顺治六年，澄之近四十岁之时，所述学诗主张，完全是七子派古诗必汉魏、近体必盛唐的论调。他自称学诗十年后才“一窥风雅之旨”，接受了七子的主张。他拟乐府，也是以王世贞《乐府变》为楷模。今集中仍存多篇，形式上不脱七子拟古窠门，内容上对社会黑暗有所揭露，也同于王世贞《庐江小吏行》诸作。七子对后代的影响，也有积极的一面，所以明末清初许多著名诗人如陈子龙、顾炎武、申涵光等人，都对七子有相当的尊崇，不独钱澄之一人如此。七子学杜，致力反映现实，这是应当肯定的。但他们模拟过甚，有很大的弊端，这对澄之也有消极的影响，也表现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但是，使澄之消除了这些不良影响的不是什么人对七子的批判，而是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澄之在《生还集》自序中接着说：“难后无赖，遇境辄吟，感怀托事，遂成篇帙。既困顿风尘，不得古人诗，时时涵泳。兼以情思溃裂，夙殖荒芜，得句即存，不复辩为汉魏六朝三唐矣。”社会动荡，国亡家破，人民涂炭，他本人也奔波于抗清斗争的前线，这种境遇，使他挣脱了七子格调派的束缚，“遇境即吟”，“得句即存”，保存了那时代的诗史。当然，也因为此，在澄之的作品中，有些也难免粗糙，但大部分诗还是具有较高的艺术性的。姚文燮《无异堂集》评澄之诗说：“时时吟诗，不拘一格，上有汉魏，下迄中晚，随兴所至即为之。古诗感慨讽谕，婉而多风，直得古《三百篇》之旨。”萧穆《藏山阁集跋》中也说：“是集诸诗，皆记出处时事，无意求工，而声调流美，词采焕发，自中绳墨。”这些都说明澄之诗，即使是奔波途中所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如果说在战火纷飞的动乱中，诗人没有可能对作品刻意雕琢，那么在隐居之后，澄之就非常注意对诗篇艺术方而的锤炼了。这表现他反复强调要“苦吟”上。《陈官仪诗说》中写道：“吾学诗五十年矣。其前此十余年，皆以才情气调为时所称。自后四十年，放废无事，益专致于此。见三唐近体诗之设辞造句，洵是良工心苦。乃知古人以诗成名，未有不由苦吟而得者。”苦吟就要反复修改。《陈昌集文集序》中说：“生平于诗好苦吟，虽不能如古人之十年始成一句，然每一字必数经改窜，要诸稳而后已。为文亦然。”事实确是如此，他有许多苦吟修改的例子。如《与王忍亭》中说，《青箱堂集》前载他所作之序，“中有何时白发之叟，重上青箱之堂等语，叟作翁字，失叶平仄，应是忙中落笔错耳，希为改正之。”已刊行的文，一字未安，仍请人改正，可见他是如何的一字不苟了。他非常注意炼字。《诗说赠魏丹石》中说：苦吟无他，情事必求其真，词义必求其确。而所争只在一字之间。此一字确矣而不典，典矣而不显，显矣而不响，皆非吾意之所需也。 可见他对炼字的要求多么高，创作态度多么认真。而这又不仅是雕琢字句，而是为了“意”，“情事”之“真”，“词义”之“确”，即是为了尽可能完美无缺地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表现出来，把客观现实描绘出来。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又不是仅仅在字句上下功左所能奏效。《诗说赠魏丹石》中接着说：“然非读书研理、体物尽变者，求此一字终不可得。何则？无其本也。”《匏野集序》中也说：“不读书则词不足以给意，不穷理则意不足以役词。”这些又是把苦吟炼字与诗人的整个修养联系在一起了。

在遗民诗人中，澄之诗风接近于吴嘉纪、邢仿等人，成就也可并肩。澄之的诗歌作品及其诗歌理论，有些在今天还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借鉴作用，是不应当忽视的一笔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