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散文概述31

——清史札记之四十三

我楚狂人

三、桐城派19

5．“桐城余孽”1

现在可以确知的被人斥为“桐城余孽”的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自诩为桐城派继承者的林纾。或称“桐城谬种”。其实，在晚清，就有人把继承桐城派文统的人称为“桐城余孽”。这里从“曾门四学士”开始说。

“曾门四学士”

“曾门四学士”这种说法，抄袭的是“苏门四学士”，有点自抬身价的意味。所谓“曾门四学士”实际上是曾国藩的学生，又是曾国藩幕下的四位幕僚，即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遗载桐城派作家1200余人(其中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数为桐城派末流作家。曾氏自称私淑姚鼐，世称：“湘乡派”，实为桐城派的变体。曾国藩弟子以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有“曾门四大弟子”之称。张、吴立教燕、冀，弟子多达数百人。师事张氏的主要有荣城孙葆田，南通张謇等；师事吴氏的主要有冀州赵衡，南宫李刚己等。同时师事张、吴二氏的有武强贺涛，通州范当世，新城王晋卿，桐城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以及吴汝纶之子吴闿生等。不在弟子之列而膺服于桐城派的有侯官严复、林纾、陈衍、吴宗祺等，时称“侯官派”，实为桐城派末期又一支流。

继曾国藩“四大弟子”之后，马其昶声誉最高，有桐城派“殿军”之称。但此时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复杂，坚持程、朱道统的桐城派已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兼之末流作家拘泥桐城“义法”，索之一字一句，抱残守缺，以为格律，有悖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致于逐渐消沉衰亡。这是历史的必然。但这一时期，大多数桐城派作家都能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他们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活动和创作活动中都有所反映。方东树的《病榻罪言》、梅曾亮的《与陆立夫书》、王拯的《王刚节公家传跋尾》、鲁一同的《关忠节公家传》等文章以及姚莹、张裕钊、马其昶等人部分作品多抒发了爱国情怀，或表现了悲壮之志。姚莹还身体力行，在台湾兵备道任上坚持抗英，且屡战屡胜。他有关记载战事的散文，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此外，薛福成主张振兴工商经济，吴汝纶力倡创办新学，林纾、严复大量翻译西方名著，以求社会改良，也都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