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外来宗教10

——清史札记之四十一

我楚狂人

二、清代的基督教8

2.清代基督教的几件事5

太平天国与基督教3

1859年，洪仁玕在传教士资助下从香港启程前往天京，并很快传出他成为精忠军师干王、“太平天国首相”的消息，这让新教传教士欣喜不已。他们相信洪仁玕是合格的教徒，不仅可以纠正洪秀全的宗教错误，而且有望为他们打开进入太平天国世界的方便之门。

洪仁玕不是一个公正的历史记录者，他在叙述洪秀全和自己事迹时常常任意剪裁、臆造，加以美化，在香港明明是给传教士当学生，在他记述中却成了给洋小孩当先生。他提到理雅各、詹马士两位“夷长”曾帮助他，前者回英国出差，曾叮嘱他不要去天京冒险，后者劝阻不住就给予资助，后来还把洪仁玕家属送到天京。但理雅各和詹马士其实是同一个人，即苏格兰传教士、著名汉学家、新教公理宗伦敦布道会传教士詹姆斯理雅各（James Legge），其对洪仁玕前往天京，一直持支持态度。

这一时期另一个百折不挠，一心前往天京的是罗孝全。由于美国官方的反对，加上经济困难，罗孝全几次都半途而返，但仍锲而不舍地继续努力。

所以，我们今天说太平天国“反帝”是不正确的，太平天国一直在谋求与西方世界的合作，而宗教的分歧才是这种合作不可能实现的更笨原因。

但是天主教（旧教）一开始就对太平天国不抱好感，这里不免有借着此事攻击新教的因素。

最早谈到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是法国遣使会江西主教田嘉璧（L. G. Delaplace），1852年10月6日他致信里昂和巴黎布道会理事，谈及太平军从湖南向湖北、江南进军，并叙述了拜上帝会传闻，此时太平军尚未抵达南京，这位天主教传教士的叙述，比同期新教传教士冷静得多。

1853年1月、6月，天主教方济各会湖广教区主教、意大利人里佐拉蒂（Rizzolati）和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赵方济（F. X. Maresca，法国人）相继发表了谴责太平天国宗教的文章；1854年，随布尔布隆使团访问天京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葛必达（Staislas Clavelin）成为第一个抵达太平天国管区的法国传教士，此后几年间，他和另一个法国传教士、天主教江西、浙江主教当尼库尔（E. Danicourt）成为谴责太平天国宗教最力的外国宗教人士。

天主教和法国人之所以态度迥异，一方面据说是因为天主教堂普遍有耶稣像、圣母像，被深受新教清教徒思潮影响的太平军当作“偶像崇拜”扫除，一些教堂、教徒也受牵连，另一方面，天主教和新教在中国为争夺信徒明争暗斗，认定拜上帝会是“新教产物”的天主教会，不免“恨屋及乌”，当尼库尔就曾讽刺太平天国是“新教胡作非为所产的畸形儿”。

由于欧美政府对太平天国兴趣降低，加上清方加紧封锁，自1854年至1858年，没有一名传教士能进入太平天国境内。不过一些传教士仍然通过间接渠道，成为太平天国信息的传递者。

1860年，随着太平军占领苏南，和传教士集中的上海接壤，加上“基督徒”洪仁玕的掌权，外国传教士再度鼓起对太平天国的兴趣，并有更多机会直接接触拜上帝会。1860年6月，南部浸会的美国传教士高第丕（T. P. Crawford）、花兰芷（J. L. Hoimes）、赫威尔（J. B. Hartwell）等成为后期第一批抵达太平天国境内（苏州）的外国传教士，得到李秀成部的热情接待，留下“良好印象”；几天后，和洪仁玕有私交的艾约瑟、杨笃信、英国圣公会安立甘会牧师包尔腾（J. S. Burdon）、英国美以美会牧师伊诺森（John Innocent）、法国新教巴黎福音会牧师劳（Oscar Rau）抵达苏州，会晤了李秀成，一方面对在太平天国境内传教充满信心，另一方面对拜上帝会的奇怪教义不乏微词。当时这几位教士一致认为，拜上帝会“主流是基督教的”，一些错误是教义不清所致，只要加以正确引导即可大功告成，而洪仁玕将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点。

8月，在洪仁玕邀请下，艾约瑟等人再访苏州，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