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洋务派40

——清史札记之三十四

我楚狂人

四洋务派的代表性人物24

7郭嵩涛4

（4）身后萧条

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自强求富”是近代中国的一种进步思潮。郭嵩焘的“富强观”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中国“富强”的“本源之计”在于循习“西洋政教”，厘正治国之本，这就是振肃纲纪、刷新吏治；而在“其本未遑”的情况下，不妨“姑务其末”，即学习西方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开办西学，造就“通变之才”为谋求富强的“要务”。郭嵩焘的“富强观”、“重商”主张，主要反映在他光绪元年上总理衙门的《条议海防事宜》一折中。它冲破了‘中体西用’的理论体系，进入一个新境界。

郭嵩焘反对“严夷夏之大防”的外交观，主张开放。他说：“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于天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郭嵩焘外交观的另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反对视西方诸国为“夷狄”，主张把它们当作一个个独立的文明国家来看待。针对封建士大夫的“虚骄”习气，郭嵩焘认为：中国除“取法”西洋外，别无他法。

在郭嵩焘身上有着强烈的家国之忧，但他的爱国情感与民族主义意识是以极为理性的形式呈现的，并且更接近于近代民族主义观念，也因此为当时的人们所误解。这首先表现在郭嵩焘对于华夷之辨的看法上。郭嵩焘通过自己的实际观察，认为对西方绝不能再以蛮夷视之。他认为“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批驳了传统士大夫关于“中国有道，夷狄无道”的观念，并进一步指出过去比较落后的地区和民族可以转化成先进的地区和民族。

对于传统的华夏中心观，郭嵩焘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传统的华夏中心观认为中国居天地之中，是行纲常教化和礼义文明的结果，夷狄无此教化与文明，故居“天地之偏鄙”。因为中西文明开化的格局已发生历史的错位，而时人却仍然以天下主义的老眼光看世界，郭嵩焘感到了其中蕴含的民族危机。郭嵩焘痛斥士大夫“惟一意矜张，以攘夷狄为义，而置民父于不顾；必使覆国亡家，以快其议论而为名高”，呼吁国人要摒弃传统的“夷夏之辨”，理智地分析西方事物，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向西方学习，树立新的世界意识，走富国强民的近代民族主义道路。

郭嵩焘出身封建士大夫的旧营垒中，精通传统文化，又了解洋务，对西方文明做过实地考察，这为他对中西文化的整体进行评价和对比研究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他高出同时代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反对再以夷狄看待当时的西洋各国，承认“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虽然，这种文明并非尽善尽美，但从整体上却要优于中国文明。这就打破了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的“夷夏观”、“体用观”、“道器观”、“本末观”等等。郭嵩焘的思想在“西学东渐——西方思想文化向中国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他身后蓬勃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潮开了先河”。

所以，我在本文一开头就说到郭嵩涛虽说是洋务派中的人物，但是他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时代的认识，已经具备资产阶级民主的意识。而这就是他不溶于当时的根本原因。

下面摘录一些有关郭嵩涛的评价：

《清史稿》：中国遣使，始於光绪初。嵩焘首膺其选，论交涉独具远识。

李鸿章：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号）为最。

清廷官方评价：（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

焯莹：谓公弗显，联翩节麾。志业宏多，欿如未施。众荣我蔑，趣与世揆。思以先觉，觉彼后知，利在国家，岂图其私？蛮貊或行，州里或疑，匪诚未至，人心积巇。召归辍驾，遘疾江湄，天日掩照，时命孔哀。心不负君，魂清魄夷，孰闻天马，徒恋敝帷。皦尔风节，百世之师，文章满家，鸾凤其仪。谤与身灭，积久弥辉，考三不朽，视此穹碑。

郭嵩焘自评：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