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说明代的文学4、5前后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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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说明代的文学4、5
——明史札记补遗之二
我楚狂人
二、前后七子与文学复古
明朝前期出现了“前七子”的文学流派。“前七子”出现时作为台阁体的批判者登上文坛的。中国是一个厚古薄今的国度,中国的改革往往要假托“先王”,打着“法先王”的旗号,“前七子”也如是。“前七子”的旗号就是“复古”,他们的口号是“诗必盛唐,文必秦汉”。
所谓“前七子”是指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这个称呼首见于《明史·李梦阳传》,初称“七子”
前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习气。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改造文风的历史使命,却走上了一条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前七子崛起文坛之后,其复古主张迅速风行天下,成为文学思想之主流,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这在明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他们一些具体的文学见解不尽相同,创作上各呈特色。李梦阳在复古模拟上坚持主张"刻意古范",句模字拟,逼肖前人;诗重气魄,追求雄奇、豪放的风格。何景明思想较灵活,主张对古人作品要"领会神情"、"不仿形迹",以达到"达岸舍筏"的目的;诗重才情,偏向清新一路。徐祯卿诗论颇多精辟、独到之处,在追随李、何后其诗歌风格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康海、王九思主要成就在散曲、杂剧,诗多率直。边贡、王廷相短诗清新、明快,但总体成就较逊色。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都有现实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复古,文学的创造性显得不足,有的甚至沦为"高处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给文坛带来新的流弊。
我读前七子的诗作,有这样的强烈感受,那就是他们的作品内容都很充实,而且都有着强烈的忧国之思。因为前七子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很有抱负的士大夫,大多人品很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官”。其复古的形式,不能掩盖其为国计民生鼓与呼的实质。所以,前七子的成就还是显而易见的。
所谓“后七子”是对应“前七子”的,约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由进士出身任职于京师的李攀龙、王世贞相结交讨论文学,决定重揭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复古的“旗鼓”。后二年,徐中行、梁有誉、宗臣中进士,与李、王结成诗社,遂有“五子”之称。后又增谢榛、吴国伦。后谢榛与李交恶,被黜,余日德、张佳胤加入。所以“后七子”的成员有变化,不像“前七子”那样稳定。
“后七子”活跃的时代一般认为在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前后将近半个世纪。“后七子”的代表人物是李攀龙、王世贞。“后七子”这一名称首见于《明史·文苑·李攀龙传》。因在前七子之后,又明显受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的影响,继续提倡复古,相互呼应,彼此标榜,声势更为浩大,故世称他们是后七子,又有“嘉靖七子”之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基本上与前七子相同,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李攀龙、王世贞他们认为古文已有成法,今人作文只要“琢字成辞,属辞成篇”,模拟古人就可以了。并且武断地认为散文自西汉以后、诗歌从盛唐以后,都不值一读。把复古运动引到了极端。
后七子在文坛上活跃的时间较长,他们的文学主张彼此间也有不少差异,而且有所发展和变化。李攀龙死后,王世贞主盟文坛近20年之久,后来他也渐渐地觉察到复古主义的某些弊病,认识到“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的道理。由于后七子立论有的褊狭,有的通达,故其创作中的模拟仿古程度也有所区别,其中李攀龙最为严重。后七子在近体诗方面都有一定功力,李攀龙俊洁响亮,王世贞精切雅致,吴国伦整密沉雄,徐中行闳大雄整,谢榛神简气逸。但都带有模拟的毛病。加之才气不足,生活不厚,常有重复雷同的现象。在后七子复古运动后期,由于公安派、竟陵派的攻击,其影响渐弱,已不能左右文坛。但他们“墨守唐音”的部分看法仍为许多诗人所接受。明末至清代也有不少诗人仍然受到他们理论的影响。
“后七子”一方面,他们对于反击“唐宋派”的文学倒退的动向、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强调文学的艺术特征起了极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文学复古运动固有的弊病,在“后七子”那里显得更加突出。虽然他们也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如王世贞说过“有真我而后有真诗”( 《邹黄鹤鹪鹩集序》 ),李攀龙要求“拟议成变,日新富有”(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 ),但他们太强调效法古人,对于创作的法则又规定得太具体、细密,必然会对个性、情感的自由表现和艺术的创新,造成严重的束缚。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七子也很快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我读后七子的诗文,感觉与前七子一样,内容是充实的,也是关心国计民生的,更是有气节有抱负。如王世贞还是很有才气的,宗臣的文章如《报刘一丈书》也很有锋芒。一味否定后七子显然是很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