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三大家之黄宗羲4

——明史札记之四十八

我楚狂人

三、学术领袖独树一帜

黄宗羲是公认的一代学术领袖，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如对自古以来税费制度的思考，如对程朱理学“理在气先”的批判，如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的巨大成果，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涉猎。但是我个人以为，黄宗羲的主要成就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几千年君主制的怀疑，一是创录了“学案体”的研究。

1.黄宗羲对君主制的怀疑

前面我已经说到，黄宗羲最主要的著作是他的论文集《明夷待访录》，而他毕生最重要的文章就是《明夷待访录》的首篇《原君》。一篇《原君》足以让黄宗羲享誉“中国启蒙之父”，一篇《原君》让黄宗羲超越了他的时代。三百年后的章太炎、孙中山们还在继其余绪。

《明夷待访录》是一本论文集，计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共21篇。这是一本并不厚的小书，却是黄宗羲思想精华的结晶。何为“原”？这个“原”是一个动词，就是探索什么什么事物的本原的意思。追本索源，直指本心。

明末清初“天崩地解”，有的人捶胸顿足，切齿痛恨农民军；有的人只是着眼华夷之辨，扼腕于痛失汉家衣冠；有的人心灰意冷，遁迹空门。而黄宗羲却在家国之痛中苦苦寻找答案。他认为君主制才是一切苦难的根源。他在《原君》中说：“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更可贵的是，他认为孟子的反暴君思想天然合理。他说：“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这简直就是指着朱元璋的鼻子骂了。非凡的气魄。

四百年前，有此一说者，仅梨洲先生一家耳。

2.黄宗羲与他的明儒学案

作为浙江史学的开创者，黄宗羲主要在三个方面对浙东史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经世致用是儒家的一个根本看法。做为一个儒者，黄宗羲无论是研究经学，还是史学，都主张一个“经世致用”。在他看来，史书所载绝非仅是史料一堆，而是蕴含着“经世之业”的阐述，“夫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无不备矣”（《补历代史表序》）。所以，研究历史既是为了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更是为现实社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历史借鉴。基于这种治学目的，黄宗羲在史学研究上主张“寓褒贬于史”，他认为史必须扬善惩恶。如果善恶不分，忠奸不辩，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9]  。史书的作用之一，即必得发挥其特有的扬善惩恶功能。

黄宗羲对明史的研究就其著述成果而言，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所撰的《弘光实录钞》四卷、《行朝录》三卷；二是搜集史料选编的、卷帙浩繁的《明史案》二百四十二卷，《明文案》二百十七卷，及增益《明文案》而成的四百八十卷的《明文海》。

中国传统史书，基本上有这样三种体裁，即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史派似乎对纪事本末体情有独钟，如著名史学家全祖望的《鲒埼亭全集》就是纪事本末体，而黄宗羲的“学案体”就是纪事本末体的典范。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史专著。它开创了中国编写学术思想史的先河，而从形式上看，标志着中国学术史体裁的主要形式学案体则在黄宗羲臻于完善和成熟。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及其后开始草创、并由后人和学生共同合作完成的《宋元学案》这两部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学案”一词，为黄宗羲首创，“学”者，学派也；“案”者，案卷也。学案体以学派分类的方式介绍一定时代的学术史，这种体裁被清人取用，成为编写中国古代学术史的主要方式。《明儒学案》全书共立案十九个六十二卷，计叙述学者二百余人。从所列的人物看，除刘基、李贽、何心隐外，《明儒学案》基本上把所有明代重要思想家都包罗进去了；从学派上看，既叙述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各派，又叙述了以吴与弼、胡居仁、娄谅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各派；从哲学性质看，既叙述了吴与弼、王阳明等唯心主义思想家，也叙述了罗钦顺、王廷相等唯物主义思想家。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内容丰富的哲学史专著。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对中国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