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学派巨子叶适

——宋史札记之六十四

我楚狂人

南宋乾道、淳熙之际，宋代文化又出现了一个高潮。先有朱熹的朱学、吕祖谦的吕学以及陆九渊的陆学，鼎足而三。或谓是朱学与吕学和张栻的湖湘之学，是南宋的三大学派。而张栻死于淳熙七年（1180），次年吕祖谦也逝世了。从此是朱陆两分天下，叶适的崛起，成为一大宗，遂与朱、陆鼎立而三。叶适是与朱熹、陆九渊鼎足而立的永嘉学派的代表，他反对空谈性理，提倡“事功之学”，重视商业，主张提高商人地位，其观点与朱陆对立。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浙江瑞安人(其祖上自处州龙泉黄南村徙于瑞安)。淳熙五年(1178)进士第二名，历仕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官至权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曾被列入“伪学”案被罢免。他力主抗金，反对和议。韩侂胄北伐失败，叶适以宝谟阁待制主持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曾屡挫敌军锋锐。金兵退，他被进用为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曾上堡坞之议，实行屯田，均有利于巩固边防。后因韩侂胄案被弹劾夺职，卒谥忠定。

当时永嘉、永康两派学者不堪政事之积弊，为报仇雪耻、恢复故上而力主改革弊政，欲重振北宋经世致用学风。兴事功之学以纠朱陆空谈性理之偏。北宋学术，分经义和时务两大项，经义为其体，时务为其用。以创通经义来推行政事的改革，在当时是一种社会思潮，一种经世致用的学风。庆历新政、熙宁新政，都是这种思潮和学风的产物。今人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章《引论上》《两宋学术》中这样说：“北宋学术不外经术、政事两端。大抵荆公新法以前，所重在政事，而新法以后，则所重尤在经术。”在王安石变法前，不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以经义而致时政之用，就连张载关学、二程洛学也加入了创通经义和革新政令以经世致用的潮流，只不过他们的改革理想与王安石有所不同罢了。在王安石变法后，二程才转而反对新法而重经义。

到南宋，朱熹等人继承二程的这种趋势，为学之方偏于创通经义一端，而对革新政弊丧失了信心。这种重经义而轻政事的偏向，在南宋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和学风，包括道学和心学在内，为学日益向内，而与北宋的经世致用之风气相悖。在重义轻利上，道学和心学是一致的。永嘉、永康之学则打出功利主义旗帜，主张义与利统一。

当时，陈傅良、陈亮等人主要沿着治史道路而言事功，对于经义未曾着重研究。叶适在朱陆和二陈之后起，发展了二陈事功之学，而由治史转而着重治经，把经术与政事结合了起来，把二陈的事功之学推向前进，使之建立在经义的基础之上，有体有用。这样，叶适就在南宋回夏了北宋前期儒者以经义为体、以政事为用的经世致用之学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经术和政事的统一。叶适既反对“徒有仁义之意”而避理财之名的所谓“君子”，也反对了“无仁义之意”而把理财变成了聚敛的“小人”。在经济思想上主张非聚敛的理财，在伦理思想上主张把理财与仁义结合起来，把义与利结合起来。但是叶适的学说，无论是经义还是政治改革思想，都未被最高统治者接受，始终是民间性的，也难以付诸实行。

叶适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学习记言》），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的政策。难怪有人以为现在温州人在经济上敢为天下先是传承了叶适的思想。

叶适的哲学思想实质上还是回复到张载、王安石的气一无论。叶适在道与器、理与物的关系问题上，反对了道学的以“理”为本的客观唯心主义和心学以“心”为本的主观唯心主义，而肯定道在物中、理为物之理；把万物归结为“五行”（“五物”）和“八卦”（“八物”），又把“五行”、“八卦”归结为“气”，认为阴阳二气“相摩相荡”、“鼓舞阖（合）辟（开）”，而发生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这样的唯物主义思想，与张载、王安石是根本一致的。虽然这种一致性并未被叶适本人意识到。

叶适的学术地位，南宋末的思想家黄震曾有如下的评论：“乾、淳间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而说各不同。晦翁本《大学》致知格物，以极于治国平天下，工夫细密；而象山斥其支离，直谓‘心即是道’；陈同甫修皇帝王霸之学，欲前承后续，力柱乾坤，成事业，而不问纯驳；至阵傅良则又精史学，欲专修汉唐制度吏治之功；其余亦各纷纷，而大要不出此四旨，不归朱则归陆，不陆则又二陈之归；虽精粗高下，难一律齐，而皆能自白其说，皆足以使人易知。独水心混然于四者之间，总言统绪，病学者之言心而不及性，似不满于陆；又以功利之说为卑，则似不满于二陈；至于朱，则忘言焉。水心岂欲集诸儒之大成者乎？”（《读水心文集》，《慈溪黄氏日钞分类》卷六十八）

关于叶适在学术上的贡献，清初全祖望评论说：“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学，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然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

叶适富文采，《宋史》本传称他“为文藻思英发”，全祖望也说：“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在诗文创作上,继承韩愈“务去陈言”、“词必己出”的传统,力求新颖脱俗，提倡独创精神，主张“片辞半简必独出肺腑，不规仿众作”(《归愚翁文集序》)。其文雄赡，才气奔逸，尤以碑版之作简质厚重而著名当世。他不满江西诗派奇拗生硬和“资书以为诗”的诗风，而倾向于晚唐,尤其尊崇姚合、贾岛的流利清淡。与“永嘉四灵”（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等人友善。他的诗“用工苦而造境生”，“艳出于冷，故不腻，淡生于炼，故不枯”（《宋诗钞·水心诗钞》）。

叶适著作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习学记言序目》等。

淳熙八年(1181），叶适以浙西路提刑司干办公事出任平江府。在我的故乡苏州葑门讲学授徒，培养了滕朗，周南，厉仲方、薛仲庚等一批学者。滕庞(1156—1218)，长期从叶适游，曾佐助叶氏坚守建康，击退金兵。周南(1159—1213)，宋史有传。厉仲方(1159—1212)，陈亮女婿。曾协助叶适防守建康，在抗金中屡建功勋。

附录：叶适诗选

《无相寺道中》

　　傍水人家柳十余，靠山亭子菊千株。竹鸡露啄堪幽伴，芦菔风干待岁除。与仆抱樵趋绝涧，随僧寻馨礼精庐。不知身外谁为主？更觉求名计转疏。

　　《菊花开送徐灵渊》

　　白头几度重适九，方是今年种菊花。衰病自怜何处看，馨香聊向小园夸。讨论摇落生光怪，暖热风霜与丽华。

　　正好行吟君已去，别移秋色付谁家。下晴垂钓，松间雨试茶。更瞻东挂彩，空翠杂朝霞。

　　《看柑》

　　窈窕随塘曲，酸甜在橘中。所欣黄一半，相逐树无穷。习啖成真性，悲歌记土风惭非美人赠，采摘恣村童。

　　《题刘潜夫诗什并以将行》

　　寄来南岳第三搞，穿尽遗珠簇尽花。几度惊教祝融泣，一齐传与尉佗夸。龙鸣自满空中韵，凤味者无巧后哇。庚信不留何逊往，评君应得当行家。 

　　《橘枝词三首记永嘉风土》

　　蜜满房中金作皮，人家短日挂疏篱。判霜剪露装船去，不唱《杨枝》唱《橘枝》。琥珀银红未是醇，私酤官卖各生春。只消一盏能和气,切莫多杯自害身。鹤袖貂鞋巾闪鸦，吹萧打鼓趁年华。行春以东峥水北，不妨欢乐早还家。

　　《锄荒》

　　锄荒培薄寺东隈，一种风光百样栽。谁妒眼中无俗物，前花开遍后花开送吕子阳二绝七峰斜转斗光寒，千仞飞来雁影宽。生怕被君题写尽，更留风景后来看。好花移买自嫌贫，浪蕊空多未许春。放出江边无数橘，半黄半绿恼骚人。

　　《建会昌桥》

　　十里沧浪绝岩遥，幽人行处有谁招。幸无车马妨来往，买断寒蔬取意挑。

　　《渡浙江》

　　晚霞销尽月明钩，万倾无风一水浮。长怕舟师深击楫，自令洄洑起中流。

　　《三峡吟》

　　山水七百里，上有青枫林。啼猿不自愁，愁落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