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牛之叹

——宋史札记之四十三

我楚狂人

宋代著名政治家司马光也算家喻户晓的人物了，司马光“破缸救友”几乎是中国少儿必读的教材，表现了司马光从小就友爱和机智。但是，近几十年，司马光却越来越象反派人物了，原因就是因为他反对王安石改革，而且是顽固反对改革，毕生反对改革。既然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伟大改革家”（列宁语），那么毕生反对王安石的人自然就是反动派了，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定势。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夫，晚年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地区夏县）人。宋人张行成的《司马温公祠堂记》记载司马光诞生于郫县（属四川成都府），宋人袁说友著《成都文类》记,司马光是在他父亲司马池任光山知县时，生于县衙官舍，该观点已为当今主流观点。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年方20，中进士甲科。历任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在学术观点上司马光是北宋理学朔学的代表人物，多实务，重经验。也是基于这样的学术思想，司马光用十九年时间，编写了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1066年），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次年，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

《资治通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凡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末年宋太祖代后周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全书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世代誉为良史。

哲宗亲政，司马光星夜还朝任职。元丰八年（1085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党，废止新法。数月后去世。

司马光的著作收在《司马文正公集》中。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类篇》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一对生死冤家，一生政治观点尖锐对立，这在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等往来文稿中可以看到。连生死年月也相近，司马光年长王安石两岁，而二人同年去世。

其实，就本质来看，司马光与王安石都在为北宋王朝寻找富国强兵之路，他们都在殚精竭虑谋国事，都廉洁奉公。他们的分歧只是方法问题，王主张从政体经济入手，主张激进；司马主张不触及政体法统，主张渐进，如此而已。分歧闹得不可开交的根本原因是两人的个人性格冲突——一个是拗相公，一个是司马牛，都是固执己见的人

王安石下台之后，司马光星夜进京，召回了著名的反王人士名士欧阳修、苏轼、苏辙等，全面推翻王安石新政。但是，欧阳修、苏轼等人在担任地方官的过程中发现，王安石新政的青苗法、免疫法对国计民生真有好处，“有万世之利”。所以不主张废除。结果司马光就扣人家政治帽子，说人家想做第二个王安石。气得苏轼直骂“司马牛”——倔得象头牛。

中国的政治就是如此，因人成事，因人废事。完全没有“法”的观念。即使有几个如苏轼这样实事求是的人物也是无济于事。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就要加强全民的法制观念。我们不能老是把希望寄托在出几个康熙皇帝，出几个包青天上。希望就在老百姓自己身上。

附资料：

司马光坟园占地近3万平方米，东倚太岳余脉，西临同蒲铁路，司马光祖族多人群厝于此。墓侧翁仲分列。宋哲宗御篆“忠清粹德之碑”额；碑文为苏轼撰并书，曾没于土中，后于杏树下掘出，遂名杏花埤，惜已剥蚀难辨。金代摹刻四石嵌壁，今仍完好。明嘉靖间，特选巨石，依宋碑复制，并建碑亭。东有守坟祠，再东为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敕牒建香火寺余庆禅院，牒文刻石仍在寺后。寺内有大殿五间，殿内现存大佛三尊，西壁罗汉八尊，为宋塑风格。历代碑古二十通，记载坟园沿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