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笔下的“武”与“侠”

——我读金庸之五

我楚狂人

武侠小说最主要的构成元素当然是“武”与“侠”，我们不妨分开来说。

先说“武”。何为“武”？有人曲解为“止戈为武”。我在以前的一篇读书笔记中已经说了，这是一种有意地曲解，因为“武”字下面的不是“止”，而是一只手。所以手持武器就是“武”。“武”好听一点就是格斗技巧，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杀人的技能。在充满艺术性的唐代，“武”从“术”的层面上升到“艺”的层面，于是“武术”就进化为“武艺”。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武”又与“功”组合，于是就有了“武功”的说法，实际上“武功”就是神化的“武术”。

金庸以及他同辈的一些港台武侠小说作者，不像他们的前辈宫白羽或者后辈温瑞安那样会武术，他们写武功完全是纸上谈兵，于是各有各的解决办法。如古龙是虚化，根本没有招数，就是一个“快”字。小李飞刀就没有人见过，见到的就是死人。金庸的办法是两条，一是武功的性格化，二是武功的神奇化。

从《射雕英雄传》开始（此前的作品尚未完全达到这个水平），金庸笔下的武功都是性格化的，也就是说是为人物量身定做的。你看，同样的降龙十八掌，在郭靖身上是沉稳，是大气；在洪七公、乔峰身上是威猛，是刚烈。黄药师的弹指神通是防不胜防，透着几分诡异。这种诡异发展到他的徒弟梅超风的九阴白骨爪就变成了阴森狞厉了。张无忌的乾坤大挪移表现了人物的机巧，杨过的黯然销魂掌表现了人物的绝望，周伯通的左右互搏表现了人物的顽皮。而张三丰的太极剑的无招无式，段誉的六脉神剑时灵时不灵就是暗藏禅机了，表现了作者对中国哲学的理解。这个问题以后再说。用武功来表现人物性格，这本来就是大多数武侠小说作者追求的境界，而金庸可以说是做得最好的。至于武功的神化就不用多说了，难得得失金庸能想出这么多好听的招数名称来，而且还富有层次感。金庸笔下的武功是唯美的，留下充分想象空间的。至于现在电视剧上把六脉神剑演成激光武器实在是叫人啼笑皆非，但是也是无奈之举。

何为“侠”？在上古时代“侠”不是褒义词，韩非《五蠹》中说：“侠以武犯禁。”列为“五蠹”之一。再看太史公的《游侠列传》，所谓侠就是朱家、郭解、剧孟之流。这些人就是一些地方豪强势力，不受朝廷差遣，甚至横行乡里。用句今天的话来说，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如果说与后世的侠有点关联的就是“重然诺，轻生死”，快意恩仇。李白的《侠客行》写的就是这种“侠”。

到了话本时代，侠客的除暴安良，一诺千金，快意恩仇就发展到了极致，侠客就成了正义的化身。《七侠五义》中的欧阳春就是这类侠客的典范。而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写的无非是“正邪”之争，正的自然是侠，邪的就是魔。对这个传统定义金庸进行了彻底颠覆，金庸以现代人的价值观是非观重新定义“侠”。

金庸笔下的大侠从郭靖开始着力塑造的有郭靖、杨过、张无忌、乔峰、令狐冲等。至于狄云、石破天、韦小宝这些，我认为金庸不是定义为大侠的，甚至段誉、虚竹这类也不是。金庸笔下的大侠除了传统的快意恩仇一诺千金的基本特征之外，再也不是简单地停留在“正邪之争”的层面上了，内涵更丰富。我想至少有这些，首先是民族大义。除了令狐冲外另外几位无不处身于尖锐的民族矛盾之中而坚守民族大义的。难能可贵的是金庸不是简单的以汉民族为标准来划分阵营，他写出了民族矛盾的复杂性，揭示了民族之争就是生存空间之争的事实。我想，这点认识应该比一些历史学家更高明。这种复杂性在乔峰身上体现得尤为充分。其次是对生命的尊重。金庸笔下的大侠都是“仁者”，就像金庸在《鸳鸯刀》中强调的那样，“仁者无敌”。这不是以往武侠小说中的“除暴安良”，而是人性。这点，在张无忌、令狐冲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可以这样说，正是人道主义的光彩提升了金庸小说的品位。

当然金庸笔下的“武”和“侠”还有更加丰富的内容，我就说最主要的吧。

题头图片是承德普宁寺大佛阁，金庸多次写到藏传佛教，如《天龙八部》的鸠摩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