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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诗魂
——串联纪实之二十一
张长霖
1966年第一次到成都,被人催着到重庆去,马不停蹄地跑了望江亭和青羊宫,就匆匆离开了。1968年再次到成都,成都的武斗还没有完全平息。在车站上,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住宿要安排在车站附近,因为车站附近有解放军守护,两派也在解放军主持下达成协议,不在车站地区闹事。还有,白天可以进城,可以去公园,但晚上必须回旅馆,不能出门,否则安全无法保证。因此,我们就在车站旅馆歇下了。当天晚上,远处不时传来零星的枪声,弄得人心里惴惴不安。
第二天白天,阳光下一切似乎那样祥和,仿佛夜里的一切只是噩梦。我们决定去杜甫草堂和武侯祠,也算是还自己的夙愿。
我们首先去杜甫草堂,杜甫是诗圣,草堂就是诗国的圣地了,所以我们就是去朝圣了。
唐乾元二年(759年)诗人杜甫历尽颠沛流离来到成都投奔他的朋友严武,在严武的帮助下,于成都西门外的浣花溪畔筑茅屋数间安居,这就是后世著名的草堂了。就在这里,杜甫度过了一生少有的安定的三年。此前,杜甫曾经在长安度过生活艰难的十年,“朝随肥马尘,暮扣富儿门。”为养家糊口受尽屈辱与艰辛。他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剧,他的幼子也在逃亡中饿死了。他见到了战争造成的惨剧,“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他尽管与妻子“相对如梦寐”,却又毅然离开家庭“奔走行在”,他那如同乞丐的惨相连皇帝也动容。他又因为朋友之累丢官,举家入川,在秦岭山道中断粮,差点全家饿死,只能靠野橡栗充饥。所以,在成都三年,就成为诗人难得的梳理自己思想的机会,也成为诗人创作的黄金时期,三年中创作诗歌240多首。
这三年,杜甫的生活是相对安定的。严武是一个能臣干才,一度几乎入朝为相,严武治下的四川是当时难得安宁的角落。严武又帮助杜甫获得了检较工部员外郎的虚职,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这也是后世称诗圣为“杜工部”的原因。
亲历的苦难让诗人一步步离开自己出身的士大夫阶级,一步步走向了人民。他在成都草堂与周围的普通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与农民一起喝酒,“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他关心孤苦邻妇的困苦,“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他也有与老百姓一样的烦恼,“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因此诗人的仁爱之心闪耀出光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为了这个理想不惜献身,“吾庐独破受冻死也足。”我想杜甫之所以称为诗圣,不仅仅因为他对于诗歌艺术的无法替代的伟大贡献,更在于他的无与伦比的仁心。
当时的草堂建筑为清代风格,园林是非常独特的“混合式”中国古典园林。草堂旧址内,照壁、正门、大廨、诗史堂、柴门、工部祠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两旁配以对称的回廊与其它附属建筑,其间有流水萦回,小桥勾连,竹树掩映,显得既庄严肃穆、古朴典雅而又幽深静谧、秀丽清朗。工部祠东侧是“少陵草堂”碑亭,这座草堂象征着杜甫的茅屋,令人遐想。其实杜甫离开成都后,草堂便倾毁不存。五代前蜀时,诗人韦庄入蜀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至宋代又重建,并绘杜甫像于壁间,始成祠宇。此后草堂屡兴屡废,其中最大的两次重修,是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和清嘉庆十六年(1811),基本上奠定了今日草堂的规模和布局。1952年,杜甫草堂又经全面整修后,正式对外开放。1955年成立杜甫纪念馆,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说只有大廨和柴门是旧物,但是这并不重要,因为人们到这里是为了祭奠伟大的诗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