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建百草园与精神朝圣

追忆百草园的鲁迅是位诗人，温情的诗人。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鲁迅用温柔的语调这样开始讲述这座园子和它的名字。说“相传”的时候，看似追本溯源，而实际上已无源可溯。因此，“相传”的意义倒不在追溯是谁给园子命名，而是在说这座园子已存在很多年了，很老了。也曾在百草园里游戏过的周作人也同样含混地说过：“这名字只听见老辈说过，也不知道它的历史”。他明确知道的却是“百草园的名称，初见于鲁迅的回忆文中”。而鲁迅记忆中那个的百草园，“它实在只是一个普通的菜园，平常叫做后园”。[1]也就是说，鲁迅才是真正给这座园子命名的人。而且，鲁迅不仅是命名者，更是因为有了鲁迅，这座苍老“普通”的后园才变得“不普通”起来；在很多人心里，百草园这个美丽的名字不仅不再苍老，而且永远闪烁着童年新鲜的光辉。

鲁迅用美丽的文字把童年记忆中的一座园子写出来，那座园子也就不再仅是他的园子，而成了很多读过这篇文章的人的园子。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距离百草园里的那些故事已有三十多年的时光，百草园也早已卖给别人，“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写作百草园，即是鲁迅用美丽的文字重新建造过去的百草园、失去的百草园。因此，鲁迅不仅是百草园的命名者，他还是建园者。文章写完，鲁迅重建的百草园就永远留在了文字里，也留在了很多人的心里。很多年后，鲁迅关于百草园的记忆也成了很多人——包括你和我——的记忆。小时候读过百草园后，百草园里“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的覆盆子就一直诱惑着我，让我心心念念。我吃过桑葚，但“色味都比桑葚好得远”的覆盆子是怎样的味道啊？直到很多年后，我来到江南，才看见满地野生的覆盆子，也才终于吃到覆盆子酸甜的浆果——那是百草园里生长的覆盆子啊。那种激动如果被建造百草园的鲁迅知道，他也会笑我的吧。

重建百草园的鲁迅是温暖的，所以百草园也是温暖的。我们想起百草园的时候，哪怕是在最寒冷的冬天，也会感到温暖，好像阳光照耀着园子里的野草、大树、小鸟和昆虫。其实，那阳光，就是鲁迅凝视它们的目光。那深情又温情的目光，也温暖了想起百草园的我们。

所以，即便有一天，大地上的百草园消失了，因了鲁迅这篇文章，百草园还是会存在——作为一种美丽、温情和圣洁的象征，存在于很多人的心灵和记忆中，让他们时时做精神的朝圣，凝视一种美丽、温情和圣洁的人生形式——重建百草园，本来就是属于精神史的事，和精神有关，而和绍兴城里那座实际的百草园的关系已经不是很大。这和人类文明史中一切用文字重建的精神圣地一样：梭罗的瓦尔登湖、法布尔的荒石园、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史铁生的地坛……都是那些作家们用文字重建的精神圣地，而不是大地上自然景观的写实和复制，照耀它们的是作家的精神与思想。《瓦尔登湖》的译者徐迟先生曾这样言说“瓦尔登湖”的意义：我们让自己安静下来，阅读这本书，就是靠近精神圣地的“瓦尔登湖”，就是和它的建设者梭罗先生一起“思考一下自己，更思考一些更高的原则”。[2]同样，百草园里也有着生命的更高原则，供我们思考，朝圣。在生命里给神圣的事物安排一个重要位置，并热爱它，让它引导我们生命朝向美好与高尚，这就是朝圣。

二、童年的小生灵——百草园里的草木虫鱼

百草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从“野草”到“乐园”是一段很长的审美距离，一个“但”字连接起了二者，呈现着的是一种转换：把“野草”变成“乐园”的转换。百草园昭示给我们的“更高的原则”之一就是要跨越这段距离，完成这种审美转换，让我们也训练出一双有魔力的眼睛——在“野草”里找到“乐园”。

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鸣蝉……一个园子里有再多的东西，也不一定是“乐园”。“乐园”里得有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美好交流，有了美好的交流，生命才会灵动起来。也就是说，“乐园”首先是一种联系，你和另一些生命建立起来的美好联系。有了这种联系，它们就不再是与你无关的东西，才会在你的生命里鲜活起来，你才能体味它们的美带来的欢乐。

如何才能建立起这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美好联系呢？你得调动起你全身的感觉器官去感觉它们：用你的眼睛去欣赏它们的颜色、用皮肤去触摸它们温度、用耳朵去倾听它们的声音、用舌尖用鼻子去感觉它们的味道，还有，用好奇心去探索它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进百草园，百草园也才可以叫做“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还可以这样一直抄下去，整整第二段文字都美得让人不肯停下。而开头的“不必说”这三个字，仿佛让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子，那么急不可耐地想把百草园里所有最美的事物一股脑告诉我们，可是太多太多啦！就在他连珠炮似的的讲述中，草木虫鱼，这些童年的小生灵，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我们眼前，有点让人应接不暇，但它们一下子就让百草园鲜活起来。

鲁迅的这种写法让人想起日本古代散文名著《枕草子》。作者清少纳言是一位生活在宫廷里的女子，她的生活范围很小，但她细腻地观察着生活的琐屑，并在平凡的事物中发现着美。可以说，《枕草子》就是一本关于日常生活之美的随笔，很多段落采取了极简单的“类聚”的方法——“类聚”就是罗列，把很多不同事物罗列在一起。比如书中有这样一段：

高雅的东西：穿着淡紫色的衵衣，外面又套了白袭的汗衫的人；

鸭蛋；刨冰里放上甘葛，盛在新的金椀里；水晶的数珠；藤花；梅花上

积满了雪；长得非常美丽的小孩子在吃着草莓。[3]

有研究者对这段以罗列事物形成的文字做过这样的评说：“中国人理解梅花上积满了白雪没有困难，美童食草莓的形象亦新鲜可爱，但要从‘鸭蛋’里看出高雅来，却有些意外，也要费一番周折吧。要能够欣赏鸭蛋的高雅，必然要转换观察角度，磨砺审美感知力，就在这看似简单的转换之中，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审美活动”。[4]

鲁迅也把百草园的草木虫鱼“类聚”在一起，欣赏菜畦之美确实也需要“磨砺审美感知力”，但和清少纳言不同的是，鲁迅给这些罗列在一起的草木虫鱼以形容词和动词。这些形容词和动词不简单是在描摹事物的形态和动作，而是让百草园的一切有声有色地鲜活灵动起来，而且还让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和那些草木虫鱼之间的美好联系：他那么喜欢它们，充满爱意地看着它们新鲜的颜色：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葚；他抚摸过光滑的石井栏；那么小的一个小人儿仰望过高大的皂荚树；他倾听树叶里蝉的长吟、油蛉的低唱、蟋蟀的琴音；低头，他的目光落在菜花上肥胖的黄蜂；仰头，他的目光随着草丛间的叫天子直窜向云霄去了；他观察过何首乌和木莲藤在一起的缠绕；他好奇地翻开断砖看蜈蚣爬过，拔起何首乌寻找人形的根；他摘过满是刺的覆盆子藤上的野果，酸甜的味道多少年后依然让人满口生津；用手按住斑蝥的脊背时，啪的一声，从这虫子后窍冒出一股烟雾——那神奇的声音和烟雾，给这个孩子带来多少快乐啊！

成人的草木世界里，最美的是花，鲁迅的百草园里没有写花。但王瑶先生说得好：“所有这些为作者所喜爱、赞美的事物都渗透着作者的深厚的爱，写出了它们的美的意义和价值。这才是‘花’，尽管时光流逝了，已经是‘夕拾’的‘朝华’，但凝视起来仍然是美丽的”。[5]没有花的百草园其实充满“花”的诗意，只要你热爱这里的野草和蔬菜，并在它们那里找到纯真的欢乐：“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吃过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6]。“碧绿的菜畦”里的蔬菜和美味和童年纯真的欢乐联系起来，就是诗意，更何况，菜花上还伏着肥胖的黄蜂。只有孩子才会这样亲昵地称呼一只昆虫“肥胖”吧，在成人们面对一只昆虫大惊小叫时，孩子们的世界里有太多可爱的虫子。美好的文学总是引人想象——想象自己的经历。这样的阅读，我们才会真的走进文学世界，被那个世界所感染，在感染中被引道。我小时候没有遇见过从后窍啪的一声喷出烟雾的斑蝥，但我们也会从篱笆下松软的泥土里找到一种蛹，有些地方的孩子们叫它东西南北虫，我们那个地方的孩子给它取了一个更好玩儿的名字：东歪歪西歪歪。因为我们拿着它螺旋似的一节一节的身子，它的尾巴就会来回左右转动，小孩子们高兴地唱着流传了千百年的童谣：东歪歪西歪歪，叫你大哥吃饭来。在孩子的世界，草木虫鱼和人一样，也会有兄弟姐妹，也会有喜怒哀乐。我的一个朋友讲她三岁小孩子瑞瑞的故事，我最喜欢。瑞瑞走在路上，看见花开，对妈妈说：“妈妈妈妈，花真美，因为它喜欢瑞瑞！”花的美是因为喜欢孩子，人和草木之间居然有这样美好的联系，和情感！

美丽的草木虫鱼谁都会喜欢，但喜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停留在嘴边说说就行的事，你得能叫出它们的名字。我们可以想象，鲁迅如果也叫不出百草园里草木虫鱼的名字，百草园还会有多少诗意吗？还会是“乐园”吗？我们知道，鲁迅“从小喜欢植物，在上坟的时候，要采集许多花草，带回家来种”，而且也自小就很“喜欢看讲草木虫鱼等的书。如《南方草木状》，《花镜》，《兰蕙同心录》等等”[7]，还“把《花镜》、《广群芳谱》等书做参考，查考新得来的花草是什么植物”[8]。在日本留学时还指导三弟学习植物学，那也成为周建人一生的事业。而归国后，鲁迅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书时，还兼任日本教员的植物学翻译。没有在植物学方面如此深厚的知识修养，鲁迅如何能重建百草园！

热爱什么，你得首先认识它，诗意也需要知识的照耀，无知可以通向庸俗，但不会有通向诗意！俄罗斯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评说专门描写大自然的诗人普里什文时曾这样说：“人类知识的任何领域都蕴藏有取之不竭的诗意”。[9]真正热爱世界，生活充满诗意的人，首先得是位博物学家——对世间“任何领域”的知识充满好奇。哪怕是一棵野草和一只昆虫的名字里，也有诗意。否则，即便我们走进百草园，也只会见到一片模糊的草木，看不出美在哪里，找不到一丁点的诗意。

孔夫子有句名言，说读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安徽二师校长胡晋接先生1913年的一段话可以算是对孔夫子名言的现代诠释。放假时，先生给学生留的假期作业是，采集本地植物，搞清草木名称。他对此的解释是：“知识足资实用，岂惟多识乎物名，美感端赖养成，并以高尚其人格”。[10] 有知识才能感受平凡草木与生活的诗意，才能养成纯正的审美趣味，和高尚的人格，也才会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美丽的百草园。

三、长妈妈和闰土：神秘与新鲜的想象世界

古老的地方草木茂盛，同样茂盛的还有传说。草木在大地上生长，传说则是另一个时空的故事，那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却同样“有无限趣味”。讲完草木虫鱼带给童年的欢乐，鲁迅接着说百草园里神秘可怖的“美女蛇”传说。

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古人自可“远”鬼神，迷信科学的现代人也可以称鬼神为迷信，但美好的生活仅有科学还不够，唯科学和伪科学一样愚昧。而生活，除了科学，还需要诗意的美好。简单一句话，迷信科学有时比迷信鬼神还要可怕。如果只以科学为判断世界的依据，那么孩子不断拔起何首乌，寻找人形的根就只能被斥为荒诞不经。孩子们的乐园，可以与那样的科学无关，不接受那样的科学的检验。神神鬼鬼也许不存在于世间，却存在于传说和孩子们的想象中，也依然充满着魅力——人，如果真的要想诗意栖居，那么，生活，还需要美丽的魅力。哪一个孩子会“远鬼神”而不“亲近”那些奇奇怪怪的怪力乱神故事呢！所以，鲁迅才会替孩子们发出这样的感慨：“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11]

百草园里的儿童对于鬼神，不迷信，不科学，他们有的只是审美，只是欣赏，只是爱。鲁迅热爱着那些给孩子们带来快乐的鬼神，百草园之能成为乐园，也实在少不了它们。所以，《朝花夕拾》中，只要是回忆童年的文章，我们都可以在里面发现怪力乱神的存在和鬼神的影子：《狗·猫·鼠》里“可爱”的老鼠成亲、“我”渴望着拇指一样大小的墨猴；《阿长与〈山海经〉》里阿长说自己和其他女人脱光衣服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打不进来。因为“这样伟大的神力”，本来厌恶长妈妈的“我”“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二十四孝图》中，“我”看着书里“雷公电母站在站在云中，牛头马面布满地下”的图画，“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五猖会》开篇就说“孩子们所盼望的，过年过节之外，大概要数迎神赛会”，因为那时会有“村童们扮些鬼神”；《无常》则是专门写鬼的世界了，而孩子“最愿意看的”，则是戏台上“一出台就须打一百零八个喷嚏，同时也放一百零八个屁”的无常。大人们会以屎尿屁为不洁之物，可不知道童话里专门有一种恶心童话。孩子们喜爱无常，亲切地称呼他“可怖而可爱的无常”，一百零八个屁不是关键因素，也至少是重要原因。无常是男鬼，而鲁迅晚年还写过一篇女鬼的《女吊》，也算是鬼中双璧了。鲁迅爱“可怖而可爱的”无常，也爱热烈的女吊，说她“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12]

无常是“可怖而可爱的”，而长妈妈所讲的百草园里的“美女蛇”难说“可爱”，但这个“人首蛇身的怪物”不是同样“可怖”吗？也正像是从长妈妈带回的《山海经》里走出来的似的：“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不就让翻看《山海经》的鲁迅激动不已吗？更何况，美女蛇还“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来吃这人肉的”。恐怖因为诱人，而变成了童话，让人想起取经路上非要吃唐僧肉的妖精们。在诗人学者林庚先生看来，所谓的妖精，其实“有时竟老实得像涉世未深的孩子”；而《西游记》中的妖精们构成的不过是“一个独特的动物王国。从花果山的群猴儿、豹头山的群狮、青牛山的群牛，到海底色彩缤纷的水族世界，一直到蝎子、蜈蚣、蜘蛛等等，仿佛是动物园的猴山、狮山、水族馆和昆虫馆，因而也便自然成为儿童所喜爱的乐园”。而除去动物变身的妖精，还有植物精，“这当然都属于童话的世界”。[13] 林庚先生说《西游记》的植物、动物和妖精构成了一个缤纷多彩的童话世界，那么鲁迅的百草园其实也正是没有变形的童话，充满着有声有色的草木虫鱼和神秘可怖的怪物——童话本来就应该是儿童说的话，说着它们所爱的一切，当然也包括吃人的怪物。

中国的童蒙教育常以“小故事大道理”为追求，不知道“大道理”要么破坏了“小故事”的魅力；要么就是像鲁迅说《二十四孝图》那样“简直就是装佯，侮辱了孩子”[14] ，让孩子反感；要么就是孩子们根本就不在乎“大道理”，而只在“小故事”里训练着自己的想象——“美女蛇”的故事有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之类的“教训”，而听故事的“我”则兀自沉浸在神秘的想象世界里，“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百草园的怪力乱神和草木虫鱼一样，“这一切都是通过儿童的浓烈的兴趣和爱好来体现了它们的美的意义和价值”。[15] 我们应该知道，美，是儿童世界里最大的道理！

讲故事的长妈妈常年生活在百草园里，闰土则是偶尔才来的新鲜客人。我们说过，百草园是个菜园，来管理菜园的短工就是闰土的父亲，他把一个乡下少年带进了百草园。城里人嘲笑乡下人是常有的事，似乎也成了一种文化传统，但这不是百草园的故事。在百草园里，乡下少年闰土把海边沙地上的事讲给城里人的“我”。对“我”而言，那是一个从未到过，却吸引着人让人想象的新鲜世界。很多年后，鲁迅想起闰土，首先想起的就是那个一直在记忆里不曾消失的画面，和那个想象中的神异世界：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边是海边的沙地，都种

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

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

下逃走了。[16]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可幸好有雪，有闰土和闰土的父亲庆叔。我们说幸好，其实没有雪，没有闰土和闰土的父亲，孩子们还会找到别的“幸好”——作为乐园的百草园不会缺少欢乐，因为孩子们的天职就是创造欢乐，或者说他们是天生的欢乐创造者。孩子们创造的欢乐是纯粹的欢乐，纯粹的欢乐即游戏。雪天最高兴的事儿是，“我”跟闰土还有他父亲在雪地里捕鸟。大人也好，穷人也好，捕鸟是为了吃。闰土的父亲把捕来的鸟“关在用竹络倒放撑开的麻袋里，后来拿锡酒壶盛大半壶的水，把小鸟的头塞在壶口内，使它窒息而死”。[17] 鲁迅不写餐桌上变成食物的鸟，只写雪地里的鸟。即便捕来，“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写的也是活蹦乱跳的小生灵。因为，孩子的捕鸟只是纯粹的游戏，单纯的欢乐。

而百草园里单纯的欢乐，无论我们多么热爱，总会结束，我们总要走出百草园。因为，人总要成长。走出百草园，当然会让人留恋，但我们也要知道，百草园里的欢乐不是生命中欢乐的唯一形式；更不能，以百草园的欢乐否定三味书屋的意义。成长，会有苦痛，但三味书屋也会有百草园里不曾有的别样的幸福。

四、三味书屋——生命里，文化来了

“我”要被送去三味书屋了，这就意味着要离开百草园这个“乐园”了，就像亚当夏娃要被逐出伊甸园了。小孩子“认真”地琢磨着家里人这么做的原因。在小孩子的愁眉苦脸中，我们也明白了“石井栏”在百草园的用途：大人们用来担水，小孩子却有自己和它游戏与亲近的方式：“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我们也可以借此去想象碧绿的菜畦、高大的皂荚树和伏在菜花上的肥胖的黄蜂，百草园的每一件重要存在，都一定有着它们和孩子的故事与联系，都一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给孩子们带来过无穷的欢乐。所以，离开百草园才会让孩子那么不解和迷惑：他们那么热爱着百草园的一草一木，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呢？这对他们来讲实在是比天还大的事情，实在是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儿童世界里重要的事和成人世界的不一样，他们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判断世界的标准：百草园、蟋蟀和覆盆子们在成人的世界里无足轻重，但在孩子们的世界里却是须臾不可离开。生命中究竟什么最重要？成人的我们，不能以自己判断孰重孰轻的标准否定孩子世界里的重要。相反，要离开百草园的孩子的“天问”，实在值得读到这里的每一个读者也去想一想，一辈子都要去想，因为生命里什么最重要是人生最大的问题。

“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孩子和百草园的告别没有太沉重的悲伤，我们只看到他们对百草园里小生灵的热爱与深情。成人的语法里，“们”字以“人”为偏旁，也就只能用来指称人的复数。而孩子们的语法联系着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由此带来的生命方式：万物有灵。蟋蟀们，覆盆子们木莲们——会蹦跳飞翔的昆虫们也好，生长在大地上的草木们也好，都是孩子们亲密无间的伙伴儿。

不管怎样不舍，“我”还是要走出百草园，走到先生的家里去了，看见了书房悬挂着匾额，上面写着“三味书屋”。什么样的三味呢？宋代学者李淑在《〈邯郸书目〉序》中说：“诗书，味之太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古人将“正经书”分为经史子集，也用不同食物的味道来指称不同书籍带给人的不同滋味与体味。如果嫌李淑的说法麻烦，可听听三味书屋寿镜吾先生的儿子寿洙邻浅白的解释，他也是三味书屋的先生。寿洙邻对三味书屋的解释是：“书有三味，经如米饭，史如肴馔，子如调料”。[18] 古人的说法多好！食色性也，人当然需要有舌尖上的味道，但“人”终究是“从动物进化的人类”，[19] 食色满足身体的“动物”本能需求，但能满足精神“进化”的只能是文化，而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即是书。在百草园品尝过桑葚和覆盆子的孩子进入三味书屋，也要去体味书——文化的味道了。

在百草园，孩子和那些童年的小生灵亲密无间，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属于同一个自由又原始的世界，肆意地以游戏追求着快乐；但三味书屋属于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文化的世界。进到三味书屋的第一件事是行礼：拜孔子，拜先生，这是三味书屋的第一课：仪式教育。仪式要求的是以不同于日常的严肃面对人生重大的事情，学会敬畏，意味着人生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阶段的转折。所以有西方学者从词源学上说，仪式即门槛。“我”在三味书屋行礼的那一刻，就成为迈步走出百草园，跨过门槛，走进另一个世界的标志——标志着百草园时代和自由顽童时代的结束，和一个读书人生命历程的开始。百草园时代与万物自由戏耍，而在三味书屋，“我” 首先要学会的是敬畏——敬畏文化。虽然，这种改变还需要时间来完成，但变化已经开始。

三味书屋是私塾，属于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基础教育，而私塾在后人的记述里，往往以其对儿童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而声名不佳。周作人就曾这样描述私塾先生对儿童的残虐体罚：“私塾先生打手心要把手背顶着桌角，好似捕快在打小偷的样子。仁房的伯文在乡下坐馆，用竹枝打学生的脊背，再给撒上擦牙齿的盐。立房的子京，把学生的耳朵放在门缝里夹，仿佛是小孩的轧核桃，这固然是极端的例，但如统计起来，说不定还是这一类为多”。但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则“尊而可亲” [20] ，鲁迅也说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很“和蔼”。所以，讲三味书屋，我们自然可以讲鲁迅在三味书屋的欢乐时光，但毕竟，三味书屋不是另一个百草园。文章题目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从……到……”的句法结构，已是在表达人生的转变。

初进三味书屋，“我”的转换尚未完成，依然是百草园里的顽童，草木虫鱼和怪力乱神依然是生活的中心，但文化来了，并与之产生碰撞。在三味书屋，“我”还心心念念着一种叫“怪哉”的虫，“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这奇怪的虫子适合百草园，而现在，却不适宜三味书屋了。“我”去问先生，得到的结果却是“‘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我们可以站在百草园的立场上，批判“不语怪力乱神”传统对儿童好奇心的压制，但三味书屋的标准同样值得我们思考：禁忌也是文化的重要内容。虽然古今标准不一，但区分什么事该做和什么事不该做，也一定是文化教育中的重要一课。人类社会的任何一间教室，任何一门课程，都不会任由受教育者完全自由，肆意妄为，那是“百草园”的追求，不是“三味书屋”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被拒绝，让“我”明白了“做学生的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学生”与“不应该”的联系，即是文化对“身份”的行为“规范”。古人称之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现代社会学名之为身份认同。

在三味书屋，“我”还依然寻找着百草园：“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然而在园子里呆久了，“可就不行了”——又是“不行”——先生会在书房里大声把孩子们叫回来。回来干什么？先生大声喊道：“读书！”在三味书屋，读书是比百草园那些游戏重要得多的事。上面我们曾说到身份认同，那么在学校里，最大的身份认同就是：老师像老师，学生像学生，老师认真教书，学生认真读书。这样，学校才会像学校，三味书屋也才像个书屋。

百草园的草木虫鱼是孩子的乐园，三味书屋的读书又何尝只是压力与煎熬。书房里“人声鼎沸”，孩子们“放开喉咙读一阵书”，也是记忆里最动听的声音。更何况，在孩子们的“声音低下去”后，先生还“大声朗读着”。孩子不懂老师所读，但“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鲁迅追忆当年的三味书屋，写到这里，也会是笑着的吧，才有了这么调皮活泼的文字，文字里有一个可笑可亲的先生。但先生的沉浸，“让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这“疑心”里已蕴含文化的神秘和诱惑——百草园有百草园的神秘和诱惑，三味书屋也会三味书屋的神秘与诱惑。

沈从文名著《从文自传》写自己从顽童的痴迷自然到被文化吸引的人生历程，也可以将其理解为这是沈从文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书中有一段很好的文字，写自己感受到文化的魅力后人生的转变：“由于这点初步的知识，使得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21] 。

虽然，鲁迅在追忆三味书屋时代的生活时，说“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因为孩子们可以偷偷游戏。可三味书屋的游戏已不同于百草园的游戏：百草园里游戏的对象是草木虫鱼，而三味书屋的游戏是书，虽然是画书上的画。只要和书发生联系，不管哪种联系，而且能从中得到快乐，人，就会在书中改变、“进化”。所以，不必拘泥作者所说的“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毕竟是“读的书多起来”。

五、不幸人生与幸运的精神圣地

不管是百草园还是三味书屋，都充满着欢乐的空气。但追忆的开始，鲁迅即已告诉我们，百草园“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追忆的结束，也同样是“卖”——他在三味书屋画的那些画“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知情的周作人也曾说及鲁迅自己所画《荡寇志》的事：“《朝花夕拾》那文章虽说是三味书屋的事，《荡寇志》的图确有年月可考，是在王府庄避难时所画的”。[22] 小孩子为钱卖掉自己的画，避难，这背后是怎样的故事呢？

鲁迅讲给我们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是欢乐的，可回到历史现场的话，我们会知道，“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时代，十多岁的鲁迅正承受着家族的巨大不幸。同是这一时段的故事，在另外的文章里，鲁迅讲起来就异常沉重。鲁迅的三弟周建人有一本书叫《鲁迅故家的败落》，大半也正是写鲁迅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时代的事，但这本书写来却是自己“目睹了愁云惨雾遍被整个家族”。[23] 曾祖母的去世、小姑母去世、祖父因科场作弊案被抓，成为死囚、因惧怕株连九族，孩子们被送到外婆家避难。避难的孩子“有时还被为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底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24] 。而父亲生病的这几年里，十多岁的鲁迅作为家里的长子，承担起这一连串的不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年纪可是忘却了”。怎么会忘却，只是不愿提及太小的年龄承受的太沉重的痛苦而已：“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污蔑里接了钱……”[25] 避难到亲戚家，却被叫做乞食者；当铺里接钱的笸箩被成为“污蔑”……我们可以想象鲁迅当时的屈辱与痛苦。

生命的复杂就在于这幸与不幸的错综交织吧。不幸的人生中，鲁迅省略痛苦，择取记忆中的幸运和欢乐，用文字重建百草园和三味书屋，把一个菜园和一个普通的私塾，建成了澄明温暖的精神圣地。宛如伊甸园的百草园，固然引人“时时反顾”童年圣洁的欢乐和欢乐的圣洁；而开始给一个孩子展现文化的神秘和魅力的三味书屋，又何尝不值得我们做精神的朝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