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突然想起鲁迅的一篇文章：《记“杨树达”君的袭来》，想得有些难过。

   1924年1月13日清早，女工叫醒鲁迅，说师范大学有一个叫杨树达的人来访。杨树达现在是很有名望的语言学家了，鲁迅在北师大兼职的时候，他在师大教书，和鲁迅有过往来。因此，鲁迅就以为是同事的杨树达来访了。于是，赶紧起床。但站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陌生的青年学生，但他自称自己就是叫杨树达，鲁迅也就以为是同名罢了。就问他上课时间怎么跑出来了，杨树达傲慢地说不乐意上课。对一个叛逆的学生，做老师的能说什么呢？于是告诉他学校明天放假。结果遭遇的是更无礼的追问，直让人想起鲁迅说的“韧性”的天津青皮。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

“拿通知给我看。”

“我团掉了。”

“拿团掉的给我看。”

“拿出去了。”

“谁拿出去了？”

鲁迅终于怀疑这个自称是自己学生的杨树达了，但在内心又为他辩解：听口音他是山东人，山东人脾气直；而且他又年轻，年轻人不懂事；更何况，他是知道自己不拘小节的……

但这个青年更无礼了——躺倒了鲁迅的床上，并且伸出手：“拿钱来！……我没饭吃了……你有钱呀。你教书，做文章，送来的钱多得很”。又指着冒起的热茶说：“多么凉”。

鲁迅忍不住了，老脾气老毛病又犯了——开始多疑，写了篇文章登在《语丝》周刊上，并旧病复发，开始骂人：“我没预料到学界或文学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于用了疯子来做武器，而这疯子又是假”。读过点鲁迅的书就知道，鲁迅最恨的事情里有一件就是“做伪”。但鲁迅在最后一句里还是无法掩饰他仇恨之外的“痛”——“而这假装疯子的又是青年的学生”。

看见躺在床上要钱的杨树达，不知怎么就想起了曹聚仁和章锡琛等人讲过的一个鲁迅“义子”的故事。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再到广州最后落脚上海，一直有个学生追随，他是自认鲁迅的干儿子的。在上海，这位义子不仅自己住在鲁迅家里，还把“恋人”与将来的“大舅子”一起接过来同住，鲁迅要负责饮食起居及日常零用。这还不够，义子要鲁迅给自己及“亲眷”们找工作了。无奈，鲁迅只好找到一家书店，讲好让义子来上班，而工资则由鲁迅负责。但义子认为30块钱的工资太少了，要回家了，于是鲁迅拿出100块，而义子嫌少了……

尖酸刻薄的鲁迅无奈了……

而对于到家里疯疯癫癫要钱的杨树达，鲁迅掩饰不住自己的恶心、愤怒，可是终究不够彻底，因为他痛心了。而且痛心还没有结束——鲁迅要喝掉自己用多疑酿制的“酸酒”。——因为这位自称杨树达的学生是真疯了。

杨树达袭来8天后，鲁迅在北师大的学生李遇安给鲁迅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这位杨树达原名杨鄂生，13号——也就是跑鲁迅家里那天——杨鄂生疯了：买了一堆明信片，写给“？钢琴、○、板凳……”疯了的杨树达还记着鲁迅，逢人便说：“鲁迅先生很赞美我的议论……哈哈……鲁迅……真好”。疯了的杨鄂生觉得一等于二……杨鄂生等于阿拉伯……于是杨鄂生等于杨树达，于是疯了的杨树达跑到了“好人”鲁迅家里，于是暴露了鲁迅神经过敏、多疑、骂人等一系列让人厌恶的BT性情。

但多疑的鲁迅其实还有另一毛病——太易于相信、太易于感动。几位学生告诉他杨树达是真疯了，他"马上相信这是真实情形"，并痛苦了，痛心于自己的“神经过敏”和“猜疑”。收到李遇安信后，绝不宽恕别人的鲁迅一下子“为其真挚而悲哀”，心情“惨然”起来。赶紧写了《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一次次自责“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并解释说如果不是以为他假装，还不至于那么愤激，真诚得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孩子。但现在知道事实了呢？鲁迅却更痛心了，甚至想“瞒和骗”自己，觉得杨树达的疯“还不如假装得好”，因为——“知道是真的了，却又觉得这牺牲太大”。此时的鲁迅一点也不浮躁凌厉得理不饶人了，却分外婆婆妈妈，心有千千结。

写完《辩正》，还是放不下。于是写信给《语丝》编者孙伏园，让其发表自己的《辩正》及李遇安的来信。当时《语丝》已编好，鲁迅“极希望”孙伏园额外加出两版，“不必增价，其责任即由我负担”。并在“极希望”三字下加上着重号。给孙伏园信的结尾，鲁迅写道：“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由我自己来喝干”。

酸酒是鲁迅自己酿出来的吗？

喝酸酒的鲁迅是怎样一个人呢？尖酸？刻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