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天才与伟人们拉下神坛后，世间尽是凡人，于是被打压了几十年的社会学在中国成为显学。社会学浸入历史学界，于是传统史学的帝王将相家谱一变为凡人的社会史。流风所向，作为民间档案的私人日记书信为世人看重。不仅学界如此，收藏家亦在民间广为搜罗。书商洞悉市场，于是书摊书肆中，花花绿绿的陈年日记本与信封信笺摆在了显要位置。出版商当然亦为书商，不甘落后，于是有民间日记书信印行。

   有日记有书信的《一个民国少女的日记》，2010年出版，作者文树新。写这些日记时，文树新是北京孔德学校和圣心学校的一个中学生。据编者者言，文树新生于1915年，而该书封面折口上又说1935年文树新夭亡时未满十八岁。其实仔细读读日记，文树新的生年也许没有那么复杂。1933年4月14日，文树新写道：“今年我便要过十七岁生日”。出版商前言不搭后语的不认真早已司空见惯，没什么可稀奇的。至于护封上拙劣的广告词：“张爱玲没有她真实、琼瑶没有她纯情、三毛没有她野性”，出版商一向不掩饰自己的眼光、居心和媚俗，所以也就不必苛求作为特殊读者的出版商了。就如鲁迅说《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师陀有一本书叫《看人集》，意思就是说人看书，其实书也看人。一本书来到世间，也总要面对经学家、道学家、才子、革命家和流言家各色人等，以及这各色人等的眼和心。

所以，还是要感谢出版商，让这本文字历经七十余年水火兵灾后得以在世间流布，世人也借以得知世间曾有过一个那么美的小女人、小情人和小母亲。人常说爱得死去活来，恋爱中的文树新对死亡很敏感，在对恋人倾诉的日记中常提到周围人的死亡，甚至自己对死的想象。当我们知道故事的结局，这些文字似乎都已是谶语，让人揪心得疼。在1934年3月1日的日记中，文树新对恋人低语：“你说我活得了几十岁呢？我可不愿意像老太太似的”。一个月后，文树新和恋人私奔，离开北平；第二年5月，给恋人留下一个女婴后，文树新离开这个世界。在这些日记和书信中，文树新的生命永远停在花季年龄。也可以说，在看过这本书或者这本书看过的人的世界里，文树新已是一个永恒的少女。

文树新的恋人是谁？编者说为保护活着的人的名誉，将书中真名全部隐去。于是，文树新的恋人在这些情话中变成了一个字母——Y先生。但编者似乎很懂得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诱惑，于是又半遮半掩地泄露内幕：文树新的恋人“是当时通过沈尹默的介绍进入孔德学校管理校务，后来曾任北京某著名大学中文系主任，并在学术史、戏剧史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其实这也就等于编者自己做了谜语后，又揭开了谜底。也因为谜底的揭开，文树新这个无名少女和现代中国文学史联系在了一起。也可以说是她，催化了一个被鲁迅称为在中国挣扎最久的文学社团走向终结。

孔德学校创办于1917年，创办人之一就是时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教师则是北大教授兼职于此，专职教师也多是北大毕业生。再加上北大文科教授的子女多在此读书，孔德学校也就成了不挂名的北大附小和附中。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孔德学校也是北大新文化人的试验田。他们不用书局出版的教科书，而是自编课本，将新文化的理念与薪火传递给这里的孩子们。据钱玄同长子钱秉雄回忆，参与教材编选的国文教师有：毛夷庚、徐名鸿、杨慧修、张合清、冯至、陈翔鹤、修古藩等人。这些人中大半是文学史中小有名气的沉钟社的成员，也可以说，孔德成了后期沉钟社的大本营。民国时期，留学生到大学教书，国内大学毕业生到中小学任教，这已是上等选择和出路。如果发表过几篇文章，那就不管大学学什么专业，皆做国文老师。沉钟社的一干人等毕业于北大，且珍视友谊到了今人无法理解的程度，不肯轻易言离别，因缘凑泊，也就都聚集到了孔德。冯至1928年到孔德，1930年去国，留学德国；陈翔鹤1927年到孔德教书，1929年被宋还吾带至青岛胶济铁路中学，做了历史学家赵俪生的国文老师，同去的还有后期沉钟社的郝荫潭，即文树新日记中提到的H；文树新日记始于1932年，所以并未提及已离开孔德的冯至和陈翔鹤。也因孔德，小小的沉钟社也有了新成员。在孔德学校主持《孔德校刊》的修古藩——即在文树新日记中多次出现的国文教师“修先生”——之所以有缘进入沉钟社，恐怕也是与沉钟诸人是孔德同事的缘故；杨慧修即杨晦，沉钟时期致力于戏剧创作，40年代以后以文艺理论名世，50年代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而且孔德学校的名誉校长虽然一直是蔡先生，但蔡先生常年不在校，学校日常工作由董事会推荐一校务主任负责。孔德第一任主任马隅卿，1931年接任的就是杨晦先生。也就是说，文树新的恋人Y先生即是杨晦先生， H，即郝荫潭，是杨先生当时的妻子。

在北大读书时，曾读《周作人日记》。1934年4月3日，周作人写道：“晚慧修来访，赠兰陵酒2瓶，谈至十一时去”。两天后，“上午古藩来访，至慧修已南行”。原来杨晦携酒夜访周作人乃是辞行，不过并未说出。周作人得知杨晦南下后，“即往访幼渔兼士又至孔德收回校印等，以校务托召贻代理”。直至二十二日，周作人还不停跑到孔德参与董事会，讨论杨走后的校务问题。可见掌校的杨先生这一不辞而行，着实让孔德忙乱了一阵。当时也曾迷惑，办事一向沉稳的、在沉钟社中堪称大哥的杨晦何以不辞而行，以致让校方手忙脚乱呢？读完文树新日记才知缘由——杨与文都舍家别业，做了南飞燕，都只为儿女情长。

1934年2月底《沉钟》出完最后一期，终于沉寂下去。从1922年的浅草社，到1934年沉钟的沉落，整整十二年。后期沉钟社，基本是杨晦在负责，先后主持《新中华报》和《华北日报》副刊，复刊《沉钟》，一次次为“沉钟”寻找“自己的园地”。如果没有杨晦和文树新的这段情缘，也许“沉钟”还将“挣扎”下去……

社会学在文学史研究中也日渐兴隆，文学与教育、与出版、与传媒、与城市……都为人关注。但也许我们忽视了最基本的一条：文学还是人学，文学史也还是人学。没人会关注文树新和沉钟社的联系，但说完所有的宏大叙事，却发现终有些虚妄。叙述沉钟社的历史，其终结点上联系的却只是一段揪心的儿女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