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1928年9月由北平未名社初版，收入鲁迅编辑的丛书《未名新集》。最初韦素园想由未名社出版《野草》，且用《野草丛刊》做丛书名。在致韦素园的信中，鲁迅说：“《野草》向登《语丝》，北新又印《乌合丛书》，不能忽然另出。《野草丛刊》亦不妥。我想不如用《未名新集》”。本书所收十篇回忆散文于1926年3月至12月在《莽原》半月刊连续发表，总题为《旧事重提》。1927年4月鲁迅在致李霁野的信中说：“《旧事重提》我稿已集齐，还得看一遍，名未定”；5月作《小引》时已“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7月作《后记》，连同《小引》也都发表于《莽原》；9月将改完稿挂号寄给了未名社。因经济困难、内部分歧和成员离散等原因，未名社于1931年结束，同年5月1日鲁迅日记还记有“得韦丛芜信，即复，并声明退出未名社”。所以1929年7月未名社出了第三版后，《朝花夕拾》交由北新书局出版，1933年2月北新第四版版权页上还钤有“北新书局迁移纪念” 的青莲色印章。1931年9月12日鲁迅日记载“夜始校《朝花夕拾》”，先生做事认真，但虽经重校，北新书局的新版错字依然颇多。1932年致崔真吾的信中，鲁迅无奈地说：“新排三版，故顺便同寄，内中毫无改动，大约不过多几个错字耳”。鲁迅说“新排三版”，是北新不知未名社已出三版，结果才又出了个第三版。

《朝花夕拾》从把改完稿寄给未名社到出版整整历经一年，可能和鲁迅对书的出版设计有关。1927年4月在致台静农的信中，鲁迅说“《旧事重提》我想插画数张，自己搜集。但现在无暇，当略迟”。翌年1月鲁迅写信对李霁野说“《朝花夕拾》上的插图，我在上海无处觅”。最后还是赖友人常维钧和川岛觅得图画，再加上自己搜集的材料，做了插图置于《后记》。但因“无常”的画像与记忆不符，“还自己动手，添画了一个我所记得的目连戏或迎神赛会中的‘活无常’”，并旁书“《那怕你，铜墙铁壁》”。为封面画则更是费尽周折，才由陶元庆绘成，让鲁迅大为劳神，。从1927年9月到1928年3月底半年的时间里，鲁迅在寄给李霁野、台静农的信中多次谈到封面画的事：“《朝花夕拾》我托过春台，没有画来，他与北新闹开，不知怎的和新月社去联合了。让我再想一想看”（春台即为《野草》作封面画的孙福熙）；“《朝花夕拾》书面，已托春台去画，成后即寄上”；“孙春台病已愈，《朝花夕拾》封面已将开始绘画”；“书面我不想再请人画。瑠瓈厂淳菁阁（？）似乎有陈师曾画的信笺，望便中给我买几张（要花样不同的）寄来。我想选一张，自己写一个书名，就作为书面”；“将陈师曾画的信纸看了一遍，无可用……只得另设法”；“《朝花夕拾》封面已托陶君去画”；“《朝花夕拾》封面，今天陶君已画来，但系三色，怕北京印不好，便托他去印，计二千，成即寄上”。

《朝花夕拾》从写作、编就到最后成书历经北京、厦门、广州和上海四地。在《小引》中鲁迅说：“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环境“纷扰”，心境“芜杂”，遂使《朝花夕拾》在“带露折花”式的往事回忆的温情中，也纠葛着对历史和现实的愤激与沉重感。寂寞温情的回忆文章常见，而融合杂文与叙事抒情散文两种文体、理性与情感交织并蕴涵着多重复杂感情的《朝花夕拾》是文学史中的珍品。鲁迅自编杂文集多为编年，“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就成了‘杂’”，所以虽然《朝花夕拾》仅有10篇，而夹杂在鲁迅十几本杂文集中的忆旧怀人的美文却委实不少，如《无常》、《我的第一个师傅》等。坊间编有多种鲁迅杂文集和散文集，后者中就往往多“拾”《朝花夕拾》以外的“朝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