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赵州永安院度僧记碑

           一  立碑缘由
    北宋太宗时皇帝御书赐赵州观音院更名为永安院（即金代又改为柏林禅院，现在的柏林寺），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诏准其每年度僧一人。实行若干年后，被“有司省之”停废。仁宗庆历5年（1045），扶风郡开国公马仲甫任赵州通判。通判地位略次于知州，但通判有连署州府公事和监察官吏的实权。马仲甫所带的京官衔为“正议大夫天章阁待制”，政治资历较高，可以拟疏直接表奏朝廷。他于公暇游永安院，拜谒唐真际禅师像，访其遗迹，并了解寺内佛事活动情况，得知了永安院被省停“岁度僧之制”，于是表奏朝廷，请求准其恢复该制。庆历7年（1047年）4月，朝廷准奏，批准赵州永安院恢复每年度僧一人的制度。过了将近40年后的神宗元丰8年（1085年）马仲甫的2个儿子马玿、马珹，相继奉使河北道，来到了赵州。他们访问了解其父生前的事迹。永安院原主持长老尚健在，向兄弟俩讲述了他们的父亲任赵州通判期间表奏朝廷恢复永安院度僧之制的详情，“且恳请以谓先君有世事无穷之惠于此，惧后之人蒙其惠将不知所自来也”。于是，兄弟2人根据其事撰文并书写勒石，于元丰8年9月23日刻立了《大宋赵州永安院度僧记》碑。

    此碑原立于柏林寺天王殿下，1973年为免遭毁坏，移到赵州桥畔文管所东院，现保存尚好，立于赵州桥公园内。
                                  碑阴

         二   碑首造像龛

   介碑的内容并不是偶感兴趣的，倒是碑首上那2个造像龛，耐得琢磨。经过了一个包容万象形成唐风的大时代，粉惊讶滴是不曾想到了北宋中晚期，此龛的形制和造像上还能隐约看到北朝晚期的遗风，跨5个世纪滴穿越哎，复古！

   造像龛位于碑帽，阳面阴面各雕1龛。阳面龛为尖拱型，龛楣线刻似火焰纹，可注意者为龛柱为圆形束莲柱似北朝6面或8面束莲棱柱演变而来，柱础不详，除柱中间束莲外，柱头雕刻也似束莲式或为包巾式？除此龛束莲石柱外同属北宋的赵县景祐5年（1038）陀罗尼经幢上的几根多棱面束莲柱古意更浓。龛内造像1佛2胁侍菩萨，残毁严重，面目均失。胁侍衣着同另1龛，站立于一直颈莲蕾上，莲蕾浮雕其上素面无莲纹。主尊结跏趺坐，悬裳，佛台座甚不规则，似随意刻出，约略呈3层，最上层为长方形石台，下一层内收，最下层略呈“凸”字型，其上线刻单瓣覆莲瓣5瓣，看似随意的线刻竟然和安阳北齐天保元年（550年）的小南海石窟内浅浮雕单瓣覆莲样式非常接近。

                             束莲柱    北宋景祐5年（1038年）  赵县陀罗尼经幢

                        碑帽阳面拱形龛及造像     北宋元丰8年（1085年）

                        浅浮雕单瓣覆莲       北齐天保元年(550年)     小南海石窟  

   阴面龛采用仿北朝晚期多见的帐形龛样式，横枋之上呈梯形（覆斗状盝形帐顶？）内线刻圆珠2颗，表示火焰珠？横枋下线刻雕2层鱼鳞纹和1层倒三角纹垂饰，其下面和龛2侧为帐幔，无柱。帐幔下垂中间束腰系结，底部呈外飘状，3道折叠纹均线刻。龛内浮雕1佛2胁侍菩萨，面目均不清晰，菩萨似有戴帔巾。主尊结跏趺坐于方形高台上，袒右，外批袈裟，底部悬裳在台座上用线刻表示，2身胁侍菩萨，立于低矮莲蕾上，其中1身腰肢略扭曲，2胁侍均穿贴体裹身长裙，腰系带，整体都呈现出胡服装束，不类中原。

    石窟中帐形龛和拱形龛都是北朝晚期主要流行于邺城地区（同一时期的太原地区以及西北地区石窟中也有少量出现）如响堂诸窟，甚至刻经碑上也盛行，如北响堂南洞的北齐武平3年（572年）《唐邕刻经碑》上的帐形龛。束莲柱出现更早，北朝晚期也很流行。此种龛及柱的样式隋代继承，唐代也有，但呈逐渐减少态势，唐以后几乎不可见。此北宋中晚期碑上这种样式能见到可谓少之又少，当然它整体水平上是没法和北朝晚期石窟的精美雕刻同日而语的，但此风格越过唐风，直追六朝，是属于此北宋石匠刻意慕古的个人行为吗？值得玩味！

                      碑帽阴面帐形龛及造像        北宋元丰8年（1085年）

          唐邕刻经碑龛  北齐武平3年（572年）北响堂石窟             帐形龛   北齐   北响堂石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