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思成与正定文物三十年后再续情缘》有感

    读到刘友恒老师发表在《正定风采》的文章《梁思成与正定文物三十年后再续情缘》好是高兴啊，文中引经据典客观真实的讲述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在正定的3次考察，终于还原了一段历史的真相。对于梁先生考察正定4次的说法给予否定，在当今正定文物旅游宣传方面可以说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唱反调，但去伪存真还原真相意义更大，不是吗？

    十年来偶从事导游讲解工作，由于经常要讲隆兴寺，但总是感觉有关正定的文物知识自己知道的少得可怜，于是就留心去收集正定各方面历史资料，陆续读到了很多刘老师和正定文管所各位老师的研究文章来提高自己的讲解水平，好几年过去了，虽然一直在读刘老师的文章，也经常带团去隆兴寺，但却无缘认识。忘了是要查证隆兴寺的一件什么事了，曾向阿杰打听刘老师，他说刘老师已经退休了，你在寺里见不到的。

    辛卯年早春央视拍正定纪录片，经梁勇老师介绍导演邀请额出境来讲一段予收集的正定老照片故事，那天拍好阳和楼的一段，又到开元寺，在门口的古文化街上碰到刘老师带着外孙在散步，经梁老师还有剧组的其他人介绍才认识刘老师，呵呵，终于得见真人了，这是第一次见到刘老师。那次由于剧组拍片只简单的和刘老师聊了几句，之后慢慢熟了，有了不明白的问题便会向刘老师求教。刘老师自1972年调至正定文保所工作，退休后到如今依然在时刻关注正定的文物，40年的时间啊，刘老师见证了正定文物的保护，亲身经历见证了很多事情。最近一次在随园一起吃饭时曾建议刘老师写本书，她说那里还有那个精力啊，现在只写些不需要太费神的就行了。虽然刘老师这样说，但心里真希望刘老师能出本研究正定的专著，当然，就刘老师发表过的正定文物相关专业文章也早够结集成册了。每次向刘老师求教或聊天时探讨某件事都明显能感觉到她得平易近人和对学术的严谨态度。

    刘老师是最早质疑梁思成正定考察4次说的。还有1966年文革开始时所谓梁公向正定文管所打来电话让把开元寺钟楼唐代板门摘下来保护一事的质疑。经刘老师查证正定文管所至今也还保存着文革期间拍摄的钟楼老照片，可见板门文革时一直在钟楼上安装着，直到1989年落架大修前才拆下来保存。近些年某些人不负责的发表有关文章，刘老师就敏感的觉得不对劲，为谨慎起见她又找文革时担任正定文管所的老所长一起来回忆此段事情，证实是压根没有的事。对梁公1952年正定之行刘老师提出疑问，她说至今也没有见到或听说有52年梁思成在隆兴寺的测绘图稿面世（我想刘老师可能考虑到摩尼殿在77-79年落架大修，如果有52的图稿当时祁英涛会首先从清华调拨来参考的，但只有1933年的图稿和照片）。受刘老师严谨态度的影响，予今年4月底在京时特意到清华营造学社纪念馆查证，馆方证实没有52的正定调查资料，并告之要查清此事最好请教林洙。9月初的时候重读梁公1963年发表在《文物》上的《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根据梁公自己的文章终于证实了52年来正定一说为子虚乌有。同时又向研究梁公的资深学者王军老师请教，希望他能帮助查证下，10月11日王军老师回信，他向林洙咨询此事，林洙证实52年梁先生没有去过正定。 

    当真相终于水落石出的时候，由衷的佩服刘老师当初敏锐的洞察，作此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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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思成与正定文物三十年后再续情缘

                             刘友恒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一个专门研究中国传统营造学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成立。朱启钤任社长，梁思成、刘敦桢分别担任法式、文献组主任。从1932年至1940年短短九年中，学社成员在动乱的局势下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中国大地上的古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和调查，他们的足迹遍及十五省二百余县、踏查古建筑两千余座，并拍摄大量珍贵照片。经整理研究，编辑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正定为历史文化重镇，境内存有大量的古建筑，其中隆兴寺、天宁寺、广慧寺、开元寺、临济寺等早已蜚声中外并被国外学者所关注，所以这里是营造学社必踏查之地。1933年4月16日，在兵荒马乱中梁思成与绘图生莫宗江来正定调查，原计划工作两周，但因滦东形势突然吃紧，遂缩短为一周。虽时间匆匆，但收获却意外圆满。记录、拍摄、测绘古建筑十八处，对重要建筑物进行了科学鉴定、权威评价。尤其是中外学者未曾提到过的五代时期的县文庙大成殿和金元间作品阳和楼之发现，更是令先生惊喜不已。当年11月，梁思成、莫宗江再次赴正定调查，这次，梁夫人林徽因一同前来。此次重访，主要任务是检查校对上次所绘图稿并对上次未来得及详细测绘的较为重要的建筑物加以补充完善。这次考察“成图盈箧”，满载而归。这一年，梁先生的《正定调查记略》即刊发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二期上。梁先生赴正定两次考察整理出的文字、图纸和大量照片均成为后人研究正定文物建筑必备的重要资料。
　　关于梁思成1933年两次来正定调查，已为不少人所熟知。而三十年后，梁先生与正定文物再续情缘，大多不知其具体情况。1963年3月，早已是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梁思成与桥梁建筑大家茅以升随文化部的领导考察赵州桥和正定文物。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但全国的形势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文物保护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在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故地重游，感触良多。“今年三月，有机会随同文化部的几位领导同志以及茅以升先生重访阔别三十年的赵州桥，还到同样阔别三十年的正定去转了一圈。地方，是旧地重游；两地的文物建筑，却真有点像旧雨重逢了。对这些历史胜地、千年文物来说，三十年仅似白驹过隙；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却是变化多么大———天翻地覆的三十年呀！这些文物建筑在这三十年的前半遭受到令人痛心的摧残、破坏。但在这三十年的后半———更准确地说，在这三十年的后十年，也和祖国的大地和人民一道，翻了身，获得了新的‘生命’。其中有许多已经更加健康、壮实，而且也显得‘年轻’了。它们都将延年益寿，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最辉煌的典范继续发出光芒，受到我们子子孙孙的敬仰。我们全国的文物工作者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文物建筑的维护和重修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感人的肺腑之言是梁先生考察赵县、正定文物后，挥笔写下的《闲话文物建筑的维修与保护》一文中开篇的一段话。文中既有对往昔的回忆，更有对新中国成立十几年文物修缮事业取得成绩的赞许，同时也有针对古建筑修缮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所提出的批评建议。最为可贵的是提出了文物建筑“整旧如旧”的修缮原则和保护文物“古为今用”的理念，为今后的文物工作指出了方向。
　　梁先生随考察组到正定后，首先看到的是隆兴寺的巨大变化。“正定隆兴寺也得到了重修。大觉六师殿的瓦砾堆已经清除，转轮藏和慈氏阁都焕然一新了。整洁的伽蓝与三十年前相比，更似天上人间。”三十年前，梁先生眼中的隆兴寺是一片破败景象，寺内最主要的建筑大悲阁已破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屋顶完全坍塌。转轮藏、慈氏阁的出檐、楼板、楼梯残破不堪，天王殿屋顶破漏，大觉六师殿殿已坍塌，只剩高约丈余的一堆土丘。除大悲阁为1944年重修外，其余皆系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余年间重修，并整理美化了寺内环境。因此梁先生身临其中发出由衷的赞叹。对隆兴寺及正定其它建筑存在的问题，梁先生也是直言不讳：“……摩尼殿的木构柱梁（过去虽曾一度重修）有许多已损坏到岌岌可危的程度，戒坛也够资格列入‘危险建筑’之列了。此外正定城内还有若干处急需保护以免继续坏下去的文物建筑。”另外，梁先生还依国外文物建筑保护的经验做法，针对隆兴寺利用有限的维修经费以新石修补大觉六师殿殿基和佛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是一个对于文物建筑的概念和保护修缮的基本原则问题。“这样的做法，我期期以为不可，实在不敢赞同。”对于开元寺钟楼的修缮，梁先生也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正定城内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开元寺钟楼。许多同志都认为这座钟楼，除了它上层屋顶外，全部主要构架和下檐都是唐代结构。……我们很有条件参照下檐斗拱和檐部结构，并参考一些壁画和实物，给这座小楼恢复一个唐代样式屋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以我们所掌握的对唐代建筑知识，肯定能取得‘虽不中亦不远矣’的效果。总比现在的样子好得多。估计这项工程所费不大，是一项‘事半功倍’的值得做的好事。同时，我们也可以借此进行一次试验，为将来复修或恢复其它唐代建筑的工作取得一点经验。”梁先生对建筑环境艺术也颇有研究和建树，对隆兴寺绿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正定隆兴寺北半部已有若干棵老树，但南半大觉六师遗址周围就显得秃了些。六师殿址前后若各有一对松柏一类的大树，就会更好些。殿址之北，摩尼殿前的东西配殿遗址，现在用柏树篱一周围起，就使人根本看不到殿址了。这里若用树篱，最好只种三面，正面要敞开，如同三扇屏风，将殿基残址衬托出来。” 无论是赞许，还是批评建议，无不渗透着梁先生对正定文物的浓浓深情。
　　关于梁思成这次正定之行，县文物保管所档案资料中记：广慧寺华塔底层墙壁上存金正隆辛巳年(即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墨书题记，1963年3月7日，文化部副部长许平羽及王冶秋、王书庄、梁思成几位专家看后指示将其揭取珍藏。此题记对研究华塔的建筑年代有重要价值。现存正定县文物保管所。
　　近年的一些怀念梁思成先生的文章频频记述：1952年夏，北京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带领学生专程来正定，历时一个多月，绘制隆兴寺摩尼殿整个建筑结构等。而梁思成《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一文中“今年三月，有机会随同文化部的几位领导同志以及茅以升先生重访阔别三十年的赵州桥，还到同样阔别三十年的正定去转了一圈。”明确告知我们，1963年的正定之行是阔别30年之后的重访。上推30年，正好是1933年先生在营造学社担任法式部主任时来正定测绘调查古建的时候，期间并未来过正定。由此看来，梁先生来正定考察的次数为三次。近年广为流传的四次莅临正定的说法应予纠正。
　　时光荏苒，梁先生最后一次考察正定距今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近五十年里正定的文物修缮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隆兴寺内最重要的宋代建筑摩尼殿于1977———1980年进行了落架复原性重修，落架过程中发现的墨书题记验证了梁先生三十年代对摩尼殿建筑时代的判断。戒坛不仅拨正了木构架，还完善了装修。1999年大悲阁大修并恢复了三阁并列的建筑格局。四座古塔相继得到了重修。梁先生最牵挂的开元寺钟楼于1989年1月至1990年10月进行了落架复原性重修，方案设计遵照梁先生的意见，纠正了清代改建的部分，恢复了唐代建筑风貌。儒学建筑五代时期的县文庙大成殿和元代的府文庙戟门由于梁先生的“慧眼识珠”，如今同千年古刹隆兴寺、开元寺、广慧寺、临济寺、天宁寺一并进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行列，并均进行了大修。
　　作为正定人，当我们享受一座县城内有八处“国保”这份荣耀时，一定不会忘记，是我国建筑学与建筑教育学界的一代宗师梁思成先生三次与正定结缘，以学者、大家的才识和笔触确立了正定在中国古建筑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保护好这些璀璨的国之瑰宝，不仅是我们背负的历史责任，也是对大师最好的缅怀。

       《正定风采》2011年10月14日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