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了，难免回首往事。谁知我这许多年，直到现在，夕阳西下，到底一事无成百不堪，感叹流年总虚度。想一想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觉得许多时候，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都不由自己安排，碰到的有些事情好似故事，却不是故事。有些事情非常可笑，却并非笑话。回望过去都是实实在在的经历。下面我就说说经历中两桩啼笑皆非的事情。

《报到》——高中试点班“毕业”以后，我就离开家乡参加了工作。先是在上海自行车厂工作（支内代训）了近十个月，其后又在上海制笔化工厂待了两年多。这三年的经历，其中的酸甜苦辣，我也不想多回忆了。这以后，我就来到了后方基地的海峰厂。进厂以后的几个月里，由于工作的不顺当，也因为在厂里一些部门领导“乔太守乱点鸳鸯”式的安排下，我被派到上海师大总部（华东师大）培训班学习。这年十月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去学校报到。

我搭乘夜行的厂车，从安徽绩溪赶回上海时已经是早晨六点了。

我胡乱吃了些早点，匆匆来到厂里的在沪办事处，和办事处的李头打了个招呼，拿了行李就出发。

九点，我背着被子，拎着旅行包，来到报到处时，那里已经很热闹了。

我把行李放到一边，然后排在好多人的后面。等了大约半个小时，轮到我了。

我将入学通知书和工作证拿出来，恭恭敬敬地递给工作人员。

那位工作人员接过去，他先看了看我的工作证，然后翻着新生花名册，又仔细对照了录取通知书，一连看了几遍，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惊奇的表情。他转过头，问旁边的一个老师模样的人：“杨老师，这名单上怎么没有他的名字啊？他的编号是7403804，可花名册上的这个编号是朱德仁的，怎么会这样？”

杨老师接过通知书，认真翻看了花名册，然后回说：“培训班招生工作是李老师负责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去帮你问问李老师。”他抬起头，看了看我说，“你这同学，请先等一下，我去去就来。”他随即离开了办公桌，走了出去。

我感到很是无趣，便来到走廊里，望着面前进进出出的人，我只是发楞。

没过多久，杨老师和李老师一同走了过来，杨老师指了指我说：“就是这个学员。”

李老师望着我，劈头就问：“同学，你这通知书是后方基地单位给的吗？这花名册上怎么会没有你的名字呢？”

我有些莫名其妙。心想，这还用问我？花名册是你们造的，通知书是你们发到我们单位的，又不是我捡来偷来的！于是，我很不高兴地回答：“是基地单位送来的，有什么问题吗？上面写着的可是我的名字，而且还盖着你们上海师大（总部）革委会的大红印章。这总不会错吧？！”

李老师语气缓和了，改用商量的口吻说：“同学，你别误会，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你是后方基地哪个厂的，以便查找差错出在哪儿。这是我们工作中的问题，怎么能怪你们呢？”她略作思考：“这通知书会不会和普通班的名单搞混了，我和杨老师去了解一下。你别焦急，稍微等会儿。”她招呼杨老师一起向普通班的教育大楼走去。

我感到无可奈何，只好自我解嘲，暗自思忖：这种事情好像在讲故事，可巧让我碰上了，这倒给我丰富了一点经历，增加了一点谈笑的资料，也算“好事”一桩！再说，千头万绪，他们出点错误也是难免的，莫生气啊！可是，此类事情......

我正在胡思乱想，两位老师回来了。这会李老师倒先打招呼了：“同学，让你等了很长时间，抱歉。我们去普通班了解了一下，在几个班级的的名单上，也找不到你的名字。”她恢复了刚才的矜持，“我看这样吧，那个朱德仁不来学校了，你就顶替他的位子，还是去八班。至于这事情嘛，等以后弄清楚了，再向你解释。”她回身对杨老师说：“杨老师，我还有事，要回办公室了，请你把这个同学的手续办好，再领他去寝室。”

她说完就放开了步子，不再顾及我的反应了。

我窘了，真是的，这算什么呢，我到底属于哪门子学员？但想想，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像木偶一样，跟着杨老师走去......这以后，直到1976年1月“毕业”，也没有人向我解释是怎么回事。

《档案材料》——华东师大培训班“毕业”以后，从1976年2月16 日到1980年9月，我在轻工中学工作。这以后，基于海峰厂能回沪的原因，我又重新回厂去了。当临离开轻工中学时，校里管组织的俞头头对我说，轻工公司已把我的档案材料预先转了回去。她并强调说：“小朱，材料是转到厂里组织科的，你现在的身份是干部编制。”还嘱咐我要继续好好工作，不要辜负了领导的信任和培养。

谁知回厂以后，在厂里某几个领导糊弄下，我却接受了“从今又添一段新愁”的考验。我被头儿们像皮球一样今天“踢”在车间，明天“踢”在组室，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固定的工作。后来，又被某领导好说歹说，几乎是强行派到厂办小学,。在这年暑期，不得已去了上海暑期培训。

但等我完成任务回厂时，好像是“物是人非事事休”了。到厂后，我做好准备去小学工作了。在路上，正巧碰到了康副书记和屠科长。他俩笑眯眯的。康副书记首先对我说：“回来了，很好，很好。”接着，屠科长有些吱吱唔唔说：“小朱，这个，情况是这样，你那个工作，有变动。”

“怎么回事？又变化了！”我惊讶了。

“是这样的，小学校因为学生太少，不办了。你的工作嘛，我们正在研究。有些具体的事，你去找老杨，他会跟你详细讲。老康，你看呢？”屠科长看着康副书记说。

“是啊，我们还有事，小朱，你去跟老杨谈吧。”康副书记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他们边说边离开了。

我随即找了组织科管理档案的老杨。我不明白他们叫我找老杨的原因。

老杨似乎有点尴尬：“小朱，来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就是，我想，你也知道了，海峰小学不办了，你的工作要重新安排一下。本来这个事也不是我管的......”老杨停顿一下说，“工作嘛，最近还是去平印车间做文字校对。没有校对任务时，先临时到调墨间帮帮阿雪，做一阶段的勤杂工。我们和小宋讲好了。”

“不能回图书室了吗？我觉得做做这也蛮好。”我忍住气问。

“图书已经由小赵管了，也是厂里安排的。”

“那我以后就一直在平印车间吗？这好像跟我刚回厂时说得完全不同了。”

老杨说：“具体我倒不知道，都是老康老屠安排的。不过，以后听说你的工作由老崔安排了。”

我一头雾水了：“我从学校回厂的时候，档案材料不是由公司组织科转的吗？怎么突然变成了劳资科管了。”

老杨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话，想了一下说：“哎，不知怎么回事？你的档案材料找不到了。我们问过公司和轻工中学，说是你回厂就转回来了。”

“是啊，我离校时，轻中俞老师跟我说得清清楚楚，档案之前已转出，而且是干部编制。现在怎么说找不到了。杨“部长”，你是管档案的，我材料转回来，应该是你接收的，难道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将”了他一军。

“这两年，厂里人员进进出出，材料来了就存档。不会一个个仔细检查，我实在记不清了。再说，你原来就是厂里的人，档案材料转来转去，也就不那么注意了。”老杨搪塞着。“我再仔细找找看。”

“那工作的事，难道要到档案找到才能落实吗？如果一直找不到，就一直这样拖着吗？如果纯粹是人为的原因，那又怎么办呢？”

“这个事情，总要解决的。你不要急。先安心去平印上班吧。”老杨答非所问。“小朱，”老杨又说，“有些事，你还是去找找厂部的头吧。我不是头，但也可以帮你问问。”

我终于又一次领教了头儿们的领导“艺术”。

老杨和我谈过以后，这件事就拖了下来。我以后问过几次，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档案究竟有无找到。直到我退休。至于我的工作，也像走马灯一样变换着。至于我的编制，时而定为工人，时而定为干部，总之，按照领导们的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放。

（注：1982年底，我随厂回上海。先在上海安亭的百科排版印刷厂《海峰联营厂》上班。分别在平印、装订、门卫和生产科等部门工作，调换过好几个工种。1991年底我被调到古北路东方出版中心印务公司工作：在排版车间当了一年的校对，几个月的门卫，有一阶段还给保卫科长专门誊写材料。1992年底至1997年4月在印务公司劳资科做工资员。1997年的5月到年底，印务公司关停前夕，厂里竟无法安排，让我在行政科烧了数个月的开水。其后，便结构性下岗，内退。其间，对我的定编反反复复——该给我定干部编制时，他们千方百计算我工人；当我希望定工人中级工编制时，他们给我定科员，随后，又说我学历不够，降为办事员。我退休时，又临时转为中级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