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两百九十年，货币经济比较衰退，特别是在开元天宝以前的百年间，实物经济的成分很大。从货币购买力来看，安史之乱前是一个低物价时期。国内太平，连年丰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盛世。安史乱后，出现了一个高物价时期，贞元以后，虽有一次回缩，但比起盛唐来，物价还是高。李唐在建国改元以后的第四年，就废止用了七八百年的五铢钱，改用新的开元通宝，以统一魏晋南北朝以来混乱的币制，并稳定隋末以来波动的币值。这一措施，很为成功。虽然最初几年间，粮食还是贵，那是因为战争。农人少，土地荒，米谷不够。以绢计算的米价很高。后来恢复和平和生产，就出现所谓贞观之治：马牛被野，民物蕃息。这种盛况也许是大乱后的正常现象，因为经过了隋末的战乱，人口已大为减少，和平生产恢复后，谋生就比较容易了。当时币值很高，米价在贞观三、四年（公元629年）的时候，是每石三四十钱，而且连年丰稔。八、九年的时候，每石四五十钱。十五年每石二十钱，十六年全国平均每斗五钱，最便宜的地方是每斗三钱。至于绢帛，在唐初多用作计算标准，太宗刚即位的时候，因米价尚贵，一匹绢只换得一斗米，后来因米价跌，在贞观五、六年以后的几年间，每匹绢能换得十几石粟。太宗晚年，对外渐多用兵，到高宗时更频繁了。不停的战争，使人民的负担加重，结果私铸盛行。私铸必然会减重，否则无利可图。因此有大批的恶钱在民间流通。不过一般地说来，直到高宗麟德年间，铜钱的购买力还是高。没遇丰年，米价还能跌到五十钱一石。例如永徽五年洛州粟米每石二十五钱，秔米一百一十钱。麟德二年和三年，米价都跌到五十钱一石。恶钱是高宗到玄宗之间的一个麻烦问题。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九月政府命令各地方当局收买恶钱，用一个好钱收买五个恶钱。但因恶钱作价太低，人民反面加以收藏。当局乃于十月改变比率，以一好钱收兑两个恶钱。然而恶钱问题并没有解决。高宗年间，国内曾引起一次小小的通货贬值。这就是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所发行的当十钱乾封泉宝。这钱发行后的第二年，旧钱都不见了，物价大涨，商贾不通。结果只好废止当十钱，再用开元钱。但当十钱虽废，私铸还是不停；加以水旱成灾，连年战争，所以到仪凤四年（公元679年），物价还是很高，人民负担自然不会很轻。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京师大雨，饥荒，米价涨到每斗四百钱。高宗几次想禁用恶钱。仪凤四年曾用米来收钱，一斗糙米附收恶钱一百文。收进的恶钱由少府司农加以销熔，分量合格的仍令流通。当时米粟价格渐贵，大家说是铸钱增加的缘故。武则天曾在长安市中陈列样钱，以为钱货流通的标准。但中国制钱，大小本不一律，好恶也没有严格的区别，所以后来只禁铁锡铜蕩穿穴，其余都许流通。于是盗铸更加厉害了。到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首都还在闹恶钱问题，物价高涨。开元初稍为好一点，物价下跌，但后来又恶化了。除官炉钱外，有几十种所谓偏炉钱，多是江淮一带的私铸，据说要七八文才抵得官炉钱一文。盗铸的弊害：第一是减重，第二是使通货数量增加；两者都有引起物价上涨的作用，尤其是在战时。不过钱币的减重，程度有限；标准开元钱每千文是六斤四两重，减重最厉害的鹅眼、铁锡、古文之类，每贯仍有三四斤重。流通时不会纯用恶钱，而是混合使用，物价不会涨到五倍。若以好钱计算，物价应当不致于上涨。实际上，一场天灾，比多年的恶钱，还更能影响物价。譬如永淳六年（公元682年）夏天因为下了十天大雨，洛水大涨，那一带的米价就涨到两三百钱一斗，但布价每端不过百钱。至于通货数量的增加，在唐朝无宁有这需要。自战事停止后，国内生产增加，人民租税负担减轻，私铸的事情也会减少。开元间便是这种情形。史书载开元初米价低到每斗三钱。十三年（公元725年）前后，因累年丰稔，东都米斗十三钱，青齐间谷每斗五钱，以后两京米价每斗总不到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十六年和二十五年当局还怕谷贱伤农。二十八年又因“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天下虽安，虽行万里，不持兵刃”。天宝四年（公元745年）也怕麦贱伤农。这是李唐第二个盛世。正是杜甫所谓“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俱充实”的时代。天宝初年，私铸减少，钱形完好。海内富实，米价每斗十三钱，青齐之间，每斗只三钱，绢价每匹不过两百。十一年政府曾用几十完贯好钱来收回私钱，商旅反觉得不便，可见当时生产和交易之盛与通货数量需要的多。当时铸钱数目也大有增加，开元以前，官炉所铸，每年平均恐怕不过十万贯，开元年间有增加，但到天宝年间才大兴铸炉，甚至徵调农民来铸钱。当时全国共有九十九炉，每年共铸三十二万七千文。盛唐的米价记录，差不多全是特殊丰收时的报告，所以正常米价每石多少，不得而知。书中所载，每石自三十文到一百多文，而且《通典》明言开元于三年以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则以两百文一石为开元天宝间的正常米价，大概相差不远，每公石为三百三十六文，比西汉宣帝时要高，但比元帝时要低。当时金价以十万钱一斤计算，每公石米约值黄金两公分，不到西汉宣帝时的二分之一。金银比价如果以一比五计算，则每公石米约值白银十公分。当时（第七、八世纪）欧洲的小麦价格每公石约值白银十五公分八九，比中国米价稍高。折合金价每公石约值一公分零六，只合中国米价的一半。但中国的正常米价，每石可能不到二百文。又如绢帛价格，盛唐的两百钱一匹，是汉以来的最低价格，以后千年间再也没有到过这种低价。不过两百钱一匹的绢，虽在盛唐，也并不是正常价格，不能用作标准。当时的绢价，各地不尽相同：山南的价格低，约两三百钱一匹；河南的价格高，要七百多钱一匹，因此当局于开元十六年以五百五十钱一匹的价格为定赃的标准，这可以说是盛唐的标准绢价。盛唐物价之所以低，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是国内太平，生产增加；第二是钱币数量不够。武德四年废用五铢，其它许多杂色钱币自然都不许流通，流通主要靠开元钱，如何来得及供应？这种情况在中国货币史上是少有的。只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也废止过去的钱币，专用半两。但那时可用大型的刀布来改铸比较轻小的半两，在钱币的供应上，问题还不大。而且当时的生产和商品流通，也还不怎样发达。到了唐代，生产和商品流通应有进一步的发展，而钱币却靠用一些轻小的私钱如线环等来改铸比较大的开元钱。当时汉五铢早被销熔改铸，或经过剪凿，完整的多被埋藏，所以要用几枚旧钱才能改铸一枚开元钱，在钱币的供应上，自然感到紧张。唐代实物经济所占成分之大正由于此，物价之低，也同这点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