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安臣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云南省作协会员，云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风光杂志社总编辑、党支部副书记。曾在《天涯》、《山花》、《青年文学》等杂志报刊发表散文随笔、报告文学等近千篇，百余万字。著有散文集《草从对岸来》。

作为读书人，可以胸无城府，但不能胸无点墨。所以，读书人往往爱书爱到毫无心计可言，但这也有例外之时。读别的作家的回忆录或者传记之时，总会看到“偷书记”或“隐书记”之类的经历。

记得有个作家写到自己在图书馆里看到一篇心仪的文章，打算摘抄下来，但没时间，也没有纸和笔。左看看，右瞧瞧，他决定偷偷撕下那篇文章，却又怕撕书时发出响声，惊动了图书管理员。做贼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啊！那种心灵的煎熬，不亚于在监牢里面对着刑讯逼供的审讯者。痛定思痛，他再朝管理员看了一眼。哇！很好的时机，三下五除二他就把书给撕了，然后匆匆忙忙地逃离了图书馆。那种落荒而逃的狼狈夹杂着偷到心仪文章的喜悦，个中滋味真是难以言表。作家在回忆录里对当时自己撕书的心理做了细致的描绘，同时不乏忏悔之意，因为撕毁的毕竟是公物。但孔乙己不是说过，“窃书不算偷嘛”，何况窃的不过就是一篇文章而已！一篇文章对于偌大的图书馆来说，不过是九牛之一毛，算不得什么……读者读到这里，或许还会发出会心一笑。即便当年的图书管理员读到这样的情节，也许也能原谅这种行为，特别对于那些已经成名成家的作者，但是撕书始终称不上是道德的作为。这种事，我也在旧书场上经历过。

那是我读高中时和同宿舍的五个哥们一起去淘旧书的经历。如今，和一个在河南法制报工作的老同学聊起过往经历，与那些收旧书的老板“斗智斗勇”的经历总会栩栩如生地浮现在脑海。那个时候，真的是物质匮乏的年代，新书自然是买不起的。我在不止一篇文章里写过，因为家里寄给的钱，每周只够基本生活费，为了买书，宿舍里的五个人可以一周吃馒头就腐乳过活。要买书，只有在旧书收购站淘。开初时候，旧书收购站的老板们简直称得上毫无心计，按他们的理解，旧书的价值就是拿来制造鞭炮。收购旧书卖给鞭炮作坊赚的就是点辛苦费，称斤卖给我们这些穷学生，还是比较划算的。但这种对于买卖双方比较公平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等下一次再去的时候，我们发现，收购站老板体现出了商人的狡黠。他们故意把好的文学类书籍摆放在潮湿的地方，更过分的是往书上淋水，只把书的封面封底晒干。当你碰到一本寻找很久的书，比如张扬的那本《第二次握手》，却发现书是潮湿的，买还是不买？那么湿的书，烂是没烂，但是比没着水时肯定重了不少。“这些无良的老板！”心底暗暗地骂，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买，就像发现了宝藏一样，你不买走，别人或许还等着要呢。

之后，我们一行人就想着在价钱上和老板争点好处。后来不知谁说，把要紧处撕掉不就完了，看他卖给谁！但是撕掉了，自己买回去还不是看不成，更何况被老板发现了怎么办？大家边淘书边嘀嘀咕咕地商议着这种方法的可行性。最终还是决定由一人假装淘书，其实就是望风，趁老板忙别的事时，我们迅速撕掉几页装在衣兜里。这种事一两个人是断断不可做的，毕竟老板会生疑。那次我们撕完书去结账时，身材魁梧的老板就盯着我们说：“肯定是你们撕掉呢！你看，茬口都还是新的。”我们自然是集体矢口否认，但却非常害怕老板搜身。好在老板自己往书上淋水也理亏，最终还是以极低的价格把那些书卖给了我们。离开旧书收购站，我们仰天大笑，仿佛做成了一件大事。真不知那老板要搜身，我们该怎么应对，受点皮肉之苦或许还能忍受，但通知学校就麻烦了，污点抹都抹不去，毕竟读书人也是爱面子的。

而今，虽然自己也不富裕，却不会再在买旧书时动这些歪心思了。但每次去到旧书店或者旧书摊，我还是会怀念那段和旧书收购站老板“较量”的时光。（吴安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