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一些企业家们已经试图通过与专业资本的对接以及对宏观走势的把握，寻找应变之道，为下一波发展做准备。

南都周刊编辑：王延礴 特约记者   | 唐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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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危机下的浙商如何突围？当大多数人还迷惘于经济危机带来的震荡时，浙江的一些企业家们已经试图通过与专业资本的对接以及对宏观走势的把握，寻找应变之道，为下一波发展做准备。

　　一直在经济浪潮中游刃有余的浙商，在今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中也感受到了阵阵寒意。自去年以来，浙江民营企业倒闭之声不绝于耳，其中既有台州“飞跃”这样的缝纫机龙头企业，也有绍兴“江龙”这样在海外上市的企业，更多的则是中小企业，老板失踪、自杀、员工提前放假回家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

　　资本是导致浙商折戟沉沙的罪魁祸首吗？远离它？还是亲近它？浙商与资本的关系，微妙到何种程度？

　　11月底，“浙商·毕马威·浙大高端论坛”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召开。记者应邀见证了浙江企业家们在危机之中寻求变革的一面。

还谈不谈资本？

　　论坛由毕马威浙江地区融资负责人陈天主持。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导、组织变革和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魏江率先提到了近年来金融衍生品的快速演变，他认为，这些不断翻新的金融工具使得资本运作的理念被过度阐释，而使企业忽视了管理科学中的一些基本理念。而部分企业家们过度追求新的商业模式，人人喜谈资本运作、包装上市，却忽视了企业的内部管理，尤其是对风险的控制。

　　拿这次危机中倒闭的绍兴江龙集团为例，他说，在前后不过4年时间中，这家企业爆炸式地成长为中国最大的印染企业，并且在新加坡挂牌上市。魏江认为，这种快速成长的态势，往往以成长掩盖问题，这让很多企业家忘记了管理学中著名的短板理论，因此，他提醒在座的企业家：在进行有效的扩张之前，先练好内功，不要跟风。

　　他紧接着对浙江企业界广泛存在的信贷相互担保提出了批评。据他了解，仅仅绍兴一个县，民间互相拆借的资本就接近一千个亿，而这中间潜伏的风险，足以让一家企业的倒闭引发连锁反应，以至于让当地政府、银行、众多的股东和集资人卷入其中，进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危机。

谈，但要认清资本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直投部执行总经理辛洁对魏江的某些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认为，浙江民间资金一向比较充裕，获得资金的渠道也非常多，民企之间通过相互担保，可以很方便地获得信贷，同时企业间相互拆借也是常态，因此反而对风险投资、私募投资等侧重于股权投资的融资工具缺乏兴趣，由于专业的投资融资机构管理规范，每一分钱的去向都要过问，而民营企业家往往不愿意受到过多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浙江企业并不是资本运作“过度”的问题，而是不足的问题。

　　他说，同样是融资，不同的钱有不同的性格。民间融资因为缺乏法律方面的充分保护，风险比较高，出资方追求的目标是短期、高回报，这会鼓励受资方经常进行超常规的冒险行为。而来自专业机构的资本，往往要规范得多。他们会通过多次谈判，来了解企业家的行为方式，了解企业内部管理，以便控制风险、同时通过行业分析，市场战略来帮助企业的成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通过这次危机，浙江的企业家们应该真正认识到现代资本运作的内在机理，通过和专业机构的合作，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风险控制能力。

资本更慎重

　　基廷亚洲副总裁赵天瀚、亿创股份董秘屈震、深创投上海公司副总邓葆力、一荣健康管理副总何青桦、万马集团董秘吴硕、毕马威陈天等纷纷发言，提出了各自的独立观点。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的温克坚认为，浙江民营金融市场的发达，有市场需求的驱动，也跟现有的金融制度在信贷上对民营企业有制度性的歧视有关。另一方面，金融的国家垄断使得准入门槛过高，很多民间融资机构无法向专业化和正规化演变，因此只能在高风险、高利润的准高利贷通道上存活，而企业间的相互担保则成为很自然的选择。

　　辛洁展示了一组数据，数据显示，受经济危机影响，今年8月份以来，全国铁、铝、铜、煤等主要矿产品的生产销售数量均出现负增长，与此相关，公路、铁路、水路及航空的客货运输量也均有不同程度地下降，且在可预计的将来，运力仍将过剩。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国家匆忙上马4万亿项目，其中18000亿投向铁路、公路、机场等“铁公鸡”交通基础设施领域，拉动经济的效果能有多大？他并不乐观，并认为这个投入最多只能弥补房地产的萧条。

　　辛洁表达的是，形势更为恶劣，资本更为谨慎。

直面资本的拷问

　　浙商上市指导办公室主任王明华紧接着做了《上市指导深入服务浙商》的报告，并介绍了收购美国产业资源和A股壳资源等等的合作信息。
一位年轻的公司经理用制作精美的PPT演绎了他手头项目的技术关键和赢利前景，让在座的风险投资商们眼前一亮。这个名叫毛山的浙江商人看上去略带腼腆，发誓要用二维码技术做中国最好的通讯录，他最后用诗一般的语言结束了他心中的梦想描画，赢得了满堂掌声。

　　与他的绚丽梦想相比，另外一位叫龙晓舟的女士当众阐述的项目则让人闻到了老龄化社会危机即将袭来的气味。龙为这个渐行渐近的危机度身定做了一个以养老健康旅游为目标的商业模式。

　　这些项目无一例外遭遇到了在场投资机构严苛到挑剔的拷问，比如如何选择地址，如何和农民商讨合同以及成本和收益分享机制。根据龙女士的说法，目前大多数还是依赖当地政府机构，尤其是依靠一些乡镇机构进行谈判。

　　在温克坚等学界中人看来，这里隐含的风险是，如何让农民有效地参与到和他们利益相关的谈判中来，比如是否运行农民联合协会，实实在在地代表农民们来和商业公司进行谈判，这样可以让利益分享机制更加公正，也有利于合同的执行。

　　讨论的间隙，辛洁欲提前退场赶往机场。从德国归来浙江创业的一位“海龟”立即起身恳请VC们多留5分钟，以便听完她的项目展示。他们的姿态，显然是怕丢失了被资本拷问的机会。

　　近距离的交流，能感受到企业家浓厚的求知和求变的热情，以及对危机之间相互转换的内在机理的探索。某种意义上，这种企业家精神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密码，也是度过这次经济寒冬的最佳装备。

　　似乎是巧合，次日同样在西湖边上召开的另外一个企业家论坛上，与会的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新望先生断言，启动内需的希望在浙江，浙江民营企业界在最近几十年来展示了制度创新方面的能力，只有制度创新，深化改革，才能真正启动内需，化解这场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