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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过一片泥泞的灌木丛，付新华闯进了一个坟场。

　　这是一个被杂草遮盖如孤岛的坑洼地。夜色下，歪斜的墓碑时隐时现，泛着白光。远处疏落的灯火和广袤的稻田，表明这是个远离工业文明的地方。
 

　　鄂家边，武汉城南的一个边境村庄，距离市中心80公里。

　　闯入者的到来惊起了几只叫嚣的夏虫，这里没有路，只有疯长的草丛和莫名的阴森。付新华对这一切已应对自如，他熄掉头灯，放下工具，翻起一片湿土。身后是一个流光四溢的昆虫盒，一连串黄绿色的亮点在里面画着漂亮的弧线。

　　他不是盗墓者，也不是冒险家。这种在别人看来如探秘般的旅程，付新华已经进行了8年。这个年仅30岁的生物学家，常年穿梭于人迹罕至的野外山沟、河流和丛林间，追寻着一种已逐渐绝迹于城市的昆虫——萤火虫。

　　这个浪漫且优雅的小精灵却无助于驱散付新华的孤独和忧虑。作为中国内地首个研究萤火虫的博士，他见证了这种小昆虫遭遇现代工业文明“猎杀”的路线——8年间，从市区近郊撤退至周边农村，最后躲进边境深山。包括他现在所在的鄂家边村，也只是武汉远郊硕果仅存的几个观察点之一。

　　而这个困境随后也因学术界的公开证实而进入人们的视野。2007年11月在天津举行的欧亚自然历史博物馆高层论坛上，与会专家表示，森林的减少、河流湖泊的污染、农药化肥和化工产品的过度使用，以及城市光害等都给萤火虫带来了极大危害，我国萤火虫数量愈来愈少，甚至还面临灭绝的危险。

　　此外，还有科研机构通过对21个省市的实地考察，发现内地有文献记载的100多种萤火虫里，已有20余种在部分栖息地消失。

 

寻萤者
　　圆形亮点由远及近，像陡然升起的尘埃，轻轻掠过付新华的镜头。

　　这是一只雌性穹宇萤。这种中国特有的半水栖萤火虫，有着高超的同步闪光本领——千万只沿溪流分布的雄虫个体像爬满圣诞树的节日礼灯，步调一致地快速闪灭，仿佛跟前有个出色的指挥家。

　　为追踪这种神奇的昆虫，付新华花了4年时间，横跨大半个中国。

　　已在此守候了一个多小时的付新华，将手指轻轻移动到快门处。他的背后是黝黑的山体，雾气缭绕，在这个位于鄂豫(湖北和河南)交界的大贵寺国家森林公园，生活着近1万只穹宇萤，他们聚居在一条清澈的河沟里。只要人类不来骚扰，这里将是他们永远的乐园。

　　雌萤没有发现身后黑洞般的镜头，而是把目光投向一只栖息在藤条上的闪光雄虫。她飞了过去。雄虫很快有了回应，他将腹部的发光器卷曲贴近对方的眼睛发出快速短促的闪光脉冲，这个胜利者的姿态让一旁的竞争者知趣地退避三舍。

　　这是一场求偶秀。研究表明，萤火虫发光除了用来警示和防御外，还有吸引异性之用。这只交到桃花运的雄虫在闪烁了10多分钟后，便进入当晚的正题——交尾。这是一个颇带悲情色彩的仪式，交配结束后，雄虫就会独自飞进草丛，再次竞争其他雌虫，直到体力耗尽而死；而雌虫产完卵后，数天之内也随爱人而去。

　　酷暑难当，付新华已经大汗淋漓，他不得不在旁边的石块上坐了下来，揉搓着酸疼的腰。他尽量保持安静，甚至不敢开灯，因为那会干扰萤火虫的光信号交流。8年间，这种长期夜行生活让他付出了不小代价——他曾无数次掉进过水塘、稻田或河流里，险象横生。

　　“但我喜欢和它们在一起。”付新华指着伤痕累累的大腿说。

　　1978年出生青岛的付新华，大学攻读植物检疫专业时和昆虫打上交道。这个曾经的叛逆少年在昆虫科研上显示出不俗的天赋。2000年，他进入华中农业大学攻读硕博连读。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一次骑车回实验室，路边草丛中一点绿色的幽光吸引了付新华的注意。下车寻找，看到的竟是一条形态丑陋的黑虫。第二天，付新华拿着这条“光虫”请教导师雷朝亮教授，导师说这可能是某种萤科幼虫，大名鼎鼎的萤火虫就是由它变成的。

　　这几乎颠覆了这个年轻人对萤火虫的所有想象。儿时的好奇和特立独行再次作祟，他决定将萤火虫作为未来的研究方向，并作为5年后博士论文的题目。

萤火虫之墓
　　武汉的7月已是“火炉季节”，各种制冷设施把这个城市轰鸣得如一家巨型工厂。夜幕降临后，各式霓虹灯又会把这里包裹成一个刺眼的光球，照亮长江两岸。

　　付新华并不喜欢这样的喧嚣生活。“城市就像一个疯狂而霸道的扩张机器。”和国内绝大部分城市一样，大气污染、水质变坏、人造光源肆虐，让萤火虫早在上个世纪后期已从武汉城区绝迹。

　　7月6日，付新华回到他的实验室，这是一个设在华中农大昆虫资源研究所地下室的小单间，阴暗潮湿、蚊子成群。

　　但付新华已经满足。在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他用塑料盒饲养了1万只萤火虫幼虫。“它们都是我的孩子。”然而，上个月的一次天气突变，让“孩子”死亡过半。付新华花了一个多星期才把尸体清理干净。

　　在自然条件里，对环境和水质要求苛刻的萤火虫存活率只有可怜的5%，甚至更低，这也是它们从人类聚居地大量消失的原因之一。

　　它们的确很弱小，像一条条刚出生的毛毛虫。他们还需一年时间才能完全长大，这将是一段危险重重的旅程。即使在这个没有天敌的人工温床里，最终也只有少数强壮者能展翅升空。

　　付新华从一旁的水箱里捉出一个田螺，挑出螺肉扔进饲养盒。幼虫马上围上去，奋力争食。它们的胃口之好让付新华感到兴奋。最近他正在利用萤火虫吃螺类的特性研究一个应用性项目——利用水生萤火虫防治钉螺。如果试验成功，将有助从根源上控制血吸虫病。

　　但现在，付新华遭遇的第一个问题是——“钉螺杀手”们已自身难保。

　　7月14日，“三峡之城”湖北宜昌。南方洪涝风头已过，游人开始多了起来。

　　这丝毫没有影响到30多公里外白洋村程世清一家的生活。崇山峻岭把这里隔绝得犹如世外桃园。这里也是鄂西一个重要的萤火虫栖息地。遍布在这里的一种像鞭炮般“爆闪”的待定名萤火虫吸引了不少中外学者到此研究。

　　晚饭后，付新华如期而至，这已是他第3次来此考察，程世清是他的向导。

　　程世清爱向外人唠叨的“美丽时光”是这样的：小的时候，这里的萤火虫多得能贴着人脸飞。一到晚上，孩子们就把萤火虫捉进空的西药瓶，然后捂在被子里。

　　1984年通电通水，接着通汽车，开荒耕种，轰轰烈烈的私营养殖……像国内大多数急于脱贫致富的农村一样，上世纪80年代以后，白洋村开始告别闭塞的过去，农药大规模使用，河流不再清澈，植被也遭到破坏。为扩大耕种面积，竹林被砍，池塘被埋，激增的人口也让生活污水四处横流。

　　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运输集散地，水泥厂、食品加工厂在村外林立，巨大的高压电线横空而过。电视、电脑和互联网占据了人们大部分的空余时间，老一辈口中那些萤光四溢的夜晚在年轻一辈看来已神奇得如天方夜谭。

　　“过度使用农药、破坏栖息地、水源污染、光危害，这些都是萤火虫的杀手。”站在一片玉米地前，付新华说。很显然，无数像白洋村这样的萤火虫栖息地正逐渐具备上述所有条件，驱赶猎杀着这些敏感而脆弱的昆虫。

　　只要翻越一下付新华那本厚厚的科研笔记，我们就能大致描绘出萤火虫从城市撤离的路线——2000年，付新华在学校试验田里找到5处萤火虫观察点，很快因为校舍建设被掩埋；2004年以后，他的主要观察地挪到30公里外的城乡结合部；近年来因各式工业园扩张，这个距离又增大至80公里，几近离开武汉市市界。

　　“有些地方，萤火虫的密度在短短一两年间由每平方米10多只骤降为零，几乎是灭绝式地消失。”付新华说。

　　“萤火虫种群萎缩得很严重。”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保护生物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昆明动物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梁醒财2002年从美国回来后也着手研究萤火虫。在过去6年时间里，他和他的学生考察了国内21个省市区，但在已有文献记载的100多种萤火虫里，已有20多种在部分栖息地难觅踪影。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梁醒财说，“萤火虫是生态环境的指示物种，哪里没有了它们，就证明哪里的环境变恶劣了。”

　　梁醒财还发现，北方萤火虫的种群数量下降得比南方厉害，其中新疆、青海、宁夏、内蒙等省已经很难采到样本。“中国其实在重复着发达国家二三十年前的道路，那时美国东部、日本、英国、比利时、韩国等地萤火虫种群的消退尤其迅速。”梁醒财说。

　　梁醒财把这个考察结果带到了2007年11月在天津举行的欧亚自然历史博物馆高层论坛上，他特别强调了环境破坏和城市化进程对萤火虫的威胁。“萤火虫的生态资源、萤光素酶基因的应用等，还远未被认识和开发。”

　　“萤火虫将灭绝”的消息通过媒体的报道，引起了一小股大众情感反弹。仿佛突然想起一个久违的朋友，人们通过互联网表达了各式“缅怀”之情。一位网友说，(今后)再次吟诵儿歌时，我们将要用怎样抽象苍白的语言去给孩子们描述它呢？“

 

迟来的报到
　　2002年盛夏，一个瘦小的老人走出武汉天河机场，手举一把日本纸扇，上面印着的几只卡通版萤火虫尤为惹眼。

　　此人是有“日本萤火虫研究第一人”之称的大场信义教授。就在几个月前，他收到了一个沮丧的中国青年的信，对方说他陷入了一个无法逾越的低谷，看不到前路和希望。

　　这个年轻人正是付新华，此时他的萤火虫研究已经进入第2个年头。

　　从最初的兴奋到进退两难，仅仅经历了大半年的时间。2001年7月，付新华幸运地发现一种疑似新的水生萤火虫，但在随后的定种和定名工作中，付新华却遭遇了难以穿越的瓶颈——中国的萤火虫研究比想象中还要初级，标本零散，馆藏文献匮乏，甚至连命名系统也是沿用台湾的。那意味着，没有这些最基础的科研资料，就无法确定新种的特性。

　　此外，还有一个现实但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他申请不到任何经费。在以经济效益为主导的大作物研究潮流下，付新华的“萤火虫”无疑是一个不合时宜的选择。他曾写了一个关于研究萤火虫闪光与性信息素的课题来申请经费，目的在于弄清萤火虫闪光的进化问题，结果得到的答复是“意义不大”。

　　大场的到来给付新华带了一个新世界。他所展示的一套个人独创的闪光脉冲研究设备，让这位还在用显微镜和笔做研究的异国青年大开眼界。这是当今世界萤火虫研究的热门领域。萤火虫的闪光相当于它们的语言，人类正试图破解这些密码。
 

　　这项看似基础的研究其实潜力无限。美国已经将生物发光研究成果应用到外太空探索、治疗癌症等尖端领域，全方位领先其他国家至少半个世纪。
 

　　就连临近的台湾和日本，也在积极对萤火虫进行保护和生态资源开发。日本是亚洲地区最早研究萤火虫的国家，遍布大大小小的萤火虫协会，萤火虫甚至还受到该国法律的保护。

　　而台湾在萤火虫的观光旅游开发方面也独树一帜。“赏萤”成了岛内一种热门的出行方式，这在保护生态的同时也开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而中国内地，此时则像一个姗姗来迟的报到者。

　　付新华和大场度过了愉快的一周。这个63岁老人将多年的研究成果悉数相授。2006年，在大场信义帮助下，付新华把5年前发现的新种水生萤火虫以导师的名字命名为“雷氏萤”，为珍稀的水生萤火虫家族再添一员。

　　此后，付新华又发现了两个萤火虫新种。2007年11月，付新华获得了第一笔经费——3.6万元教育部新教师基金。这笔在同行眼中不屑一顾的小数目却让他在实验室狂叫了一晚。这个曾经迷茫的青年看到了他被接纳的未来。

　　现在作为中国萤火虫为数极少的研究者，付新华和梁醒财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彻底调查清中国萤火虫的种类和分布情况。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可能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付新华说，但只有摸清家底了，研究、保护才能更加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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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新华和他收集的萤火虫标本。  记者 叶伟民 摄

 

从试管到民间
　　2007年夏天对付新华来说是个不错的回忆。那年5月，他的第一场萤火虫生态展在北京植物园如期举行。这是一个酝酿多时的计划，“我觉得是时候让萤火虫走出实验室，飞向大众了。”

　　付新华自费租了一个狭窄的小展室。没有供观赏发光的暗房，成虫实体也无法展出，只有宣传画和照片，还有一个大场信义寄来的萤火虫纪录片。在接下来的7天时间里，付新华每天一早就从地下室出发，挤两小时公车，然后连续站立5个小时当解说员。

　　展览的反应异常热烈。观众如潮水般涌进，除了能发光和那些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外，大多数人对萤火虫都一无所知，甚至从来没有见过它们。

　　北京之行开启了付新华的科普之旅。次年，他在“中国昆虫爱好者”论坛开辟了萤火虫专版，通过互联网介绍萤火虫的一些相关知识和前沿信息。与此同时，一个未曾预料的效应也在悄然积聚。一些民间昆虫爱好者在得知付新华在独立研究萤火虫后，主动要求帮他采集标本。链式传播效应很快显现，一支网点庞大的“民间科考队”渐渐向付新华靠拢。

　　“民间力量也应尽一份力量。”来自上海的孙晓东多年来一直从事生态摄影，现在他的照片也经常出现在付新华的案头上，“我们不能只去关注那些大型的明星动物，而忽略了这种神奇而有价值的昆虫。”

　　“萤火虫如果灭绝了，则不仅仅是一种物种的简单消失，还会带来民族文化和历史记忆的缺失。”昆虫爱好者毕文煊说。

　　在付新华家中，各地热心人寄来的萤火虫标本已装满了整整一套容器。“更重要的是，他们给予我鼓励和信心。”付新华说。

　　幸运的是，萤火虫的生态和观赏价值现在已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一些地方的“萤火虫公园”、“萤火虫景区”等正酝酿成立，当然这当中也不乏惟利是图之辈，打着“出售萤火虫”牌子，到野外掠夺式地采集出售。

　　“但这并不代表跟商业结合是万恶的。”付新华说他正在等待一个投资伙伴，把实验室里的人工养殖技术与商家的旅游资源开发相结合，实现物种保护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这多少有些超前。有一次付新华到一个山清水秀的村子去宣传他的设想：打算把村子打造成一个远近闻名的萤火虫观赏区，所有的农产品以萤火虫为卖点。但是，最后，村长还是婉转地对付新华说，他们更欢迎直接而快速见效的投资，例如建一个工厂。

　　现在，付新华在武汉城郊租了一处水塘，这里杂草丛生，人迹罕至，但却是他实施宏伟蓝图的“试验田”——付新华将在这里人工繁育萤火虫，然后带到野外放生。

　　“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萤火虫消失的速度。”说这话时，付新华尽量显得信心十足，纵使他也知道，在势不可挡的城市化进程面前，任何个人的力量都只是螳臂当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