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知县很新潮

燕昭安

理工科知县

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地方主官，基本上都是“文科”官僚，他们的才华大都是文史、政治、军事方面的。古代以文取仕，文章写得好，字写的好看，中个进士啥的，才能当上知县。人们对他们的印象，基本上是愚昧、落后、腐败、顽冥不化。

但是，清朝末年曾任淇县知县、禹州知府的曹广权，却是封建地方官中的另类。曹广权搞民生普查，办煤矿，建工厂，搞官商合资，研究造瓷工艺，引进外国教育理念，奏请皇上确立“国歌”。他著书立说，编写出版的著作有《淇县與地图说》《瓷说》《植楮chu说》《明论通义》《推广种橡树育山蚕说》《南园诗集》《淳化阁草书帖》。

像曹广权这样懂经济、抓经济，有很多实用技术才能，在君主专制官僚中十分稀缺。回过头来看曹广权做的那些事情，完全不像明清封建地方官的做派，感觉他应该穿西装、扎领带。我们很难想象曹广权身穿清朝官服，头戴花翎的样子。

曹广权是个“理科”知县，“工科”知县。这个知县很新潮。

挂靴知县

曹广权（1858—1934），湖南长沙人，字东寅，号“南园老人”“拙庵”。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任淇县知县。

曹广权做淇县知县，深受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他为官廉洁，简政勤敏，为人谦和礼让，体察民众的疾苦。他不辞劳苦，亲勘地形，编撰出版了一本《淇县舆地图说》。书中开篇序文中说：“国家设官，与共分治，百里之任，岂尝以一命而轻之欤。”意思是说国家任命你来做官，让你来治理一个地方，方圆百里老百姓的生老病死都与你息息相关，可不能把这一纸任命看轻了！他说，要当好地方官，必须了解民众的疾苦，周知当地的地形地貌，以便充分利用当地的优势资源；说不了解当地的地理形貌是因为政务繁忙，这不是个理由。

《淇县舆地图说》记录了清康熙以来的赋税情况，农田地势、土质、农作物分布区域，全县总收入。还介绍人民生活习惯、风俗、教育状况。从生产到生活，到全县社会经济状况一应俱全。这本书其实就是一次全面的“民生普查”。

《淇县志》记载，曹广权离开朝歌的时候，老百姓依依惜别，他的朝靴悬挂到北城门“拱极门”上，表达对他的敬意和难舍心情。人们都称曹广权是“挂靴知县”。

让钧瓷再次扬名天下

光绪二十七年，曹广权调任禹州知州。他当禹州知州期间，一手将衰落了500年的禹州钧瓷恢复、振兴了起来。

俗话说“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但是宋代以后，禹州的钧瓷工艺逐渐失传，明代以后基本断烧，只能生产一些生活粗瓷。曹广权遍寻民间，研究钧瓷工艺，写了《瓷说》一书。后来办了官商合资的钧兴公司，使钧瓷窑变艺术得到重生。光绪三十年慈禧七十大寿，曹广权专门组织烧瓷高手，烧制了一尊“禹贡九鼎”，送去北京祝寿。使钧瓷再次，名扬天下。曹广权还在禹州办起了煤矿，办了一所高等学堂“颖滨经舍”；还在三峰山开办了煤矿“豫南公司”，

禹州的民众对曹广权难以忘怀。1934年12月曹广权在上海去世，禹州的乡绅和民众派人去上海，把他的灵柩接回禹州，安葬在禹山北面的方岗乡东炉村安葬。《禹州市志》载曹广权下葬那天，附近村子万人空巷，“哭声连陌”。

主张学习现代文化理念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奉调入京，任京师大学堂庶务，后代理总监督。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总监督相当于今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又任四品京堂、礼部左参议。礼部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文化部和教育部，左参议高于现在的司长。

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赴日本国考察文化教育，回国后向朝廷提交了两份奏折：一份建议推广幼儿教育，建立“幼稚园”；另一份建议“大清国应该确定国歌”。

可惜当时清朝政权风雨飘摇，第一份奏折没有回音，第二年曹广权自己在京城创办了“曹氏家塾幼稚园”。宣统三年（1911年）10月4日，宣统皇帝在曹广权的奏折上作了批示，准予确定“大清国国歌《巩金瓯》”，但是6天后，大清国就被辛亥革命推翻而不复存在。

清朝覆灭后，曹广权作为前清命官，漂泊不定。最后在扬州、上海等地卖字为生。

云梦山的摩崖诗

在鬼谷智圣长廊的西口崖壁上，有一处摩崖石刻，内容为：“浮云散朝阴，初日动晴煦。行随风叶远，去傍田家路。人间无遽色，马缓有安步。遥识主人舍，青帘出霜树。”这首诗是宋代诗人韩维的《晓出郊过方秀才舍饮》，表现了官场的失意和对田园自然闲适生活的向往，其实也体现了曹广权晚年的心境。

曹广权是个书法大家，他的字苍劲拙朴，功力深厚，旧时候朝歌和禹州有很多人收藏过他的墨迹。近些年在厦门、上海、山东等地都举办过曹广权书法作品拍卖会，并且拍下了很高的价格。

云梦山的曹广权书法摩崖，算是这位大清朝末代知县留下的一点印迹。

              （详见燕昭安著《淇水三千年》第61卷 崇文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