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将“阴阳”称作“两仪”？

我们在解释“太极”一词中，引用了《周易·系辞》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之语，并指出，“两仪”指的就是“阴”、“阳”。如此，一个新的问题就又跑了出来：为什么不直指“阴阳”，而偏要以“两仪”相称呢？对此，我们也需要做一点解释。

第一，中国古典哲学不将一事物呈对立统一的双方笼统地称作“矛盾”，而是分为“阴”、“阳”。认为，凡阴性与阳性的异性事物之间，所呈现出的是互相感应、互相吸引，互相交流，互相渗透，且互为依存，互为己根，并保持相对平衡的关系。失阴则无阳，无阳则阴不存，阴阳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所以，中国古典哲学是世界上提出时间最早的、理论最完整的、广义的相对论；中国古典哲学又认为，凡是阴性与阴性、阳性与阳性的同性事物之间，则存在着互相排斥、相互竞争的关系。竞争或斗争的结果，是一方不断地削弱另一方，由量变到质变达到壮大自己吃掉对方的目的，使两个事物性质相同的实体合二为一。或者两败俱伤、同归灭亡。但是，唯因其性质相同，才又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和合为一体，从而壮大自己。当然，还可以和而不同，走互不干涉、和平共处式的发展之路。由此而有“和为贵”观点的提出。这样，也就科学地分清了所谓“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是，没有事物性质“阴”、“阳”的区分，就不会有这种异性相引、同性相斥的哲理提出。所以，事物阴阳对立统一法则，仍然是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根本法则。

第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完善、提高的过程。这种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必然要影响到与它相关联的事物，引起相关联事物的变化。而这与之相关联事物的变化，又必然反过来会对这个事物的发生发展产生作用，从而影响这一事物自身的发展变化。这种相互影响，不是正面的，便是副面的。中国古典哲学理论至少产生于距今七千多年以前的历史上，而且极受人们的重视。唯其如此，其时的人们才想方设法克服无文字记载语言、传播哲理的困难，创造出了用一套图案画为哲理载体，使之有法教，能够学，达到传播和传承哲学理论的目的。也正因为是这样，运用哲理指导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实践而获得奇功，战蚩尤、败炎帝、一统华夏，建立了国家之制的轩辕黄帝，就将“道”学理论作为进行国家建设的指导方针，以其立法，以其治国，以其治军，以其指导天文学、医药学等科学研究，而发展社会生产，并以其哲学理论为指导，建立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等等。提出了“以道立法”、“执法有度”、“刑德相养”、“执法守法”、“轻国重士”、“贱身贵道”、“选贤任能”、“爱地亲民”、“国本在人”、“人本在地”、“顺时而树”、“赋敛有度”、“富民强国”、“因天之生而养生”、“因天之杀而伐死”、“杀伐多祸”、“禁杀降人”、“以强示弱”、“以弱示强”、“当机立断”等观点，被后世称之为“黄帝之道”，并为整个“五帝”时代所遵从。因此，将治国者，称为“执道者”，人们谈论任何事物“必以阴阳为大义”。

  贾谊；《新书·修政语》引帝顼颛语。

、 见《黄帝经·经法·道法》及《称经》。

这样，阴阳也同“仪”字一样，具有法度、法则、标准的意义。如《国语·周语下》：“度之以轨仪”。又，《淮南子·修务训》：“设仪立度，可以为法则”；“仪”有取法、法式、规范之义，因此而有“仪表”、“仪式”、“仪制”、“仪轨”等词语之用。

正因为有这样的哲学理论，以及中国上古的特殊历史背景，在中国古典哲学中，也就很自然地将“阴阳”称之为“两仪”，用以强调它的法则性意义。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周易·系辞》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之语，是孔子所谓的“古之遗言”类，绝非夏、商、周三代之人所能言者。

我们在下一节《“四象”所指为何物？》的介绍中，这个问题能得到进一步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