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堕泪碑

    好友石玉林的一本《积玉成林》给了颐翁很多读书的乐趣。他的国门内外第一篇就是，寻访“堕泪碑”。读后不仅使人捧腹，且很是余味无穷，遐想多多，浮想联翩。说明我们现实社会，与理想有多么大的差距。百姓对传统文化的忽视与文人们的考究，几乎是天壤。这就难怪文革悲剧发生在中国了。首要是那些管理者精英们，在脑满肠肥之后，不懂得或不知道文化的味道。他们只知道革命的辣味，甚至说什么，不吃辣椒就是不革命。可颐翁从小就怕辣喜甜。所以也就很难跟上时代的步伐了。堕泪碑的遭遇，其实正是中国文化的境遇。他们只配进博物馆，而很难活在民间。即便偶尔有部分存活下来，多数也会沾染上辣味，甚或辣的你张不开嘴。哈哈，颐翁有诗叹曰，

            文人偏爱堕泪碑，百姓茫然浑是非。

            是非曲直神知晓，国耻麻辣烫何为？

    玉林兄在文中有诗慨叹，

        久慕羊公德，千里赴襄城。鱼梁尚深浅，梦泽已扬尘。

        筑路侵胜迹，商机藐人文。堕泪碑不在，何物使沾襟。

                （详细故事情节请看《积玉成林》287页至292页）

网上搜的资料附后

    堕泪碑现在位于湖北省襄阳市东南郊焦柳铁路和207国道交汇处。

　  羊祜作为晋征南大将军镇守襄阳，爱民如子，深得民心，连敌方吴军统帅陆抗也称赞羊祜的德行度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咸宁四年（278年），羊祜病逝后，襄阳百姓为纪念羊祜，在其生前游息之地岘山建庙立碑，即是堕泪碑。　　堕泪碑在后世几存几废。晋永兴年间，荆州刺史刘弘令幕僚李兴重撰羊祜碑记，刻立祠前。此篇碑记为晋文名篇《晋故使持节侍中太傅钜平成侯羊公碑》。南北朝时一度被割据襄阳的张敬儿毁坏[5]，南梁大同十年（544年），堕泪碑又被重新竖立，由刘之遴撰文记述碑重立的始末。　　五代十国时期，堕泪碑在战乱中再次被毁，北宋景祐年间，晏肃重立此碑，又毁，元朝时杨廷臣再次重建，但在元末再次被毁，明弘治四年（1491年）堕泪碑重新刻立，碑文仍延用晋朝李兴《羊公碑》的碑记。　　堕泪碑在20世纪前半叶的兵乱中再次被损毁，1982年襄樊市文物管理处又于旧址重立新碑，残碑现藏于襄阳市博物馆。

    　晋 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驻襄阳。死后，其部属在 岘山祜生前游息之地建碑立庙，每年祭祀。见碑者莫不流泪。杜预因称此碑为堕泪碑。见《北堂书钞》卷一二引《荆州图记》﹑《晋书．羊祜传》。
　　《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祜所著文章及为老子传并行于世。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
　　《水经注》卷二十八
　　羊祜之镇襄阳也，与邹润甫尝登之，及祜薨，后人立碑于故处，望者悲感，杜元凯谓之堕泪碑。
　　岘山座落在湖北襄阳（今襄樊市）城南七里,东临汉水,与紫盖山、万山并称“三岘”,而岘山为之首,故又名“岘首山”。其山虽不高峻雄奇，却因羊祜而闻名遐迩。羊祜非常喜欢山水风光,相传他早年曾登临华山，攀上日月岩南的念岘台，俯览群峰，心有所感，乃挥毫题下“念岘台”三个大字。及其出镇襄阳，每年春秋之季,他都步出襄城，攀跻岘山,置酒咏诗,终日不倦。羊祜还曾在岘山下植柏一株,留作纪念,后人名此树曰“晋柏”（《名胜志》）。羊祜登岘山时,曾深有感触地对僚属邹湛言道：“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山也。”邹湛答道：“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历史证实了邹湛的预言。羊祜逝世之后,襄阳百姓便在岘山羊祜生前游憩的地方建碑立庙,岁时祭飨。每当游人瞻望羊祜庙前的碑石,无不为之落泪洒涕。接替羊祜镇守襄阳的大将杜预,便将此碑命名为“堕泪碑”。
　　到了晋永兴年间(304～306),大将刘弘出任荆州刺史,刘弘早年曾为羊祜参军（见《晋书》卷六六《陶侃传》）,对羊祜久怀钦慕,其莅任荆襄之后,恭谒羊公祠下,并命幕僚李兴重撰了一通羊祜碑记,刻立祠前。此即晋文名篇《晋故使持节侍中太傅钜平成侯羊公碑》。李兴为当时文学名家,《晋书》卷八八《孝友传》中称其“有文才”，“在弘府，刘弘立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兴俱为之文,甚有辞理。”所撰《羊公碑》感情充沛,笔触深沉,颇为时人所推重,遂将“堕泪碑”之名移贯此碑（见《襄阳耆旧传》）。
　　“堕泪碑”传至南齐时,一度遭到毁弃。据《南齐书·张敬儿传》载,军阀张敬儿统治襄阳时,“欲移羊叔子堕泪碑,于其处立台,纲纪谏曰:‘羊太傅遗德,不宜迁动。’'敬儿曰:‘太傅是谁?我不识也。’”“堕泪碑”可能在此时被毁。但过了不久,即南梁大同十年（544）,“堕泪碑”又被重新竖立。并由刘之遴撰文,记重立始末,刘灵正书丹,刻于碑阴。这便是《金石录》中所著录的《梁重立羊祜碑》。宋人《集古后录》记述此碑云：“羊公‘堕泪碑’,不著撰人名氏,《襄阳耆旧录》谓李兴初撰也。梁大同十年雍州刺史以故碑阙落,命别驾从事刘伯雄撰模立此本。碑一丈一尺。”《隋书·艺文志》总集类有“《羊祜堕泪碑》一卷”,或即指此碑本。梁碑传至唐代佚失, 时人李景逊重立此碑, 事见《舆地碑目》。
　　北宋庆历七年（1047）,知襄阳州事王洙奏请主持重修羊祜祠,得旨允准,遂兴工重新庙貌,洙并题诗志盛,一时名流如范仲淹、知河阳事李淑、知蔡州事吴育、知光化军事李宗易、祠部员外郎张去惑、太常博士孙抗、太子府率李康伯、著作郎范微之、大理寺丞韦不伐、襄州通判贾黯、蔡州通判刘敞、河阳推官裴昱、沧州推官马云、宣城县令连庠、郧乡县尉黄通等皆有唱和之作。上述诸人之诗均刻于石幢,立于羊祜祠中。清人王士禛《蜀道驿程记》、陆征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九七）对此皆有著录。又岘山旧有亭,“世传为叔子之所游止也”,南朝后梁时曾加修葺,并立碑记（《舆地碑记目》中有《后梁重修岘山亭记》）。至宋熙宁间,襄阳太守史中辉又重加整修,以纪念羊祜、杜预两位先贤,欧阳修为撰《岘山亭记》，记中尤对羊祜盛德予以称颂。
　　五代或宋初，岘山羊祜“堕泪碑”再次被毁,宋人《集古后录》已称碑“今不存矣”。宋景佑间, 晏肃重立此碑。后复佚, 元人杨廷臣复镌石立于旧址（见《欧阳圭斋集》）。尔后又毁于兵燹。直至明弘治四年
　　（1491）方被重新刻立,碑文仍用李兴《羊公碑》之辞。重刻之碑拓本流布甚广,《襄阳金石略》、《全晋文》诸书皆据以采录。今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有《羊祜碑碑阴题名》原拓, 书体为八分, 存字十四行。
　　与“堕泪碑”同时构建的羊祜庙，亦屡废屡兴，至明代仍崇祀不替（见《大明一统志》卷六十）。清乾隆时羊祜后人羊克厚在《羊氏魁公宗谱序》中，述其“道经襄阳，曾停帆登太傅祜之庙，敬礼稽首，随观堕泪碑，叹吁再四。”
　　岘山羊祜祠与“堕泪碑”,在近世兵燹中不幸损毁。为了存此胜迹,1982年襄樊市文物管理处又于旧址重立新碑一方,碑正中有现代书家所书“堕泪碑”三个草书大字,笔墨酣畅，碑倚山而立,十分壮观。
　　 [示例]：
　　李白《襄阳曲四首》之三：“岘山临汉江，水绿沙如雪，上有堕泪碑，青苔久磨灭。”
　　舒位《梅花岭吊史阁部》诗：“吹箫来唱招魂曲，拂藓先看堕泪碑。”
　　孟浩然《 与诸子登岘山》诗：“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苏洵《襄阳怀古》诗：“借问羊叔子，何异葛孔明。”
　　袁宏道《岘首山观羊叔子堕泪碑》诗：“欲知叔子恩多少,但看龟趺碧浅深。”
　　欧阳修《岘山亭记》：“岘山临汉上,望之隐然。盖诸山之小者。而其名独著于荆州者,岂非以其人哉!其人谓谁?羊祜叔子、杜预元凯是已。……至于流风余韵蔼然被于江汉之间者,至今人犹思之,而于思叔子也尤深。盖元凯以其力,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为虽不同,谓功皆足以垂于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