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荀子《解蔽》（三）

以圣王之制为法

    前面说过，道是衡量是非的标准，但道毕竟是空洞的，没有一个可以使人感知得到并据以实施的依据。特别是关于治理社会和国家的道，可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法认定谁是谁非。于是荀子进一步谈到了圣王之制，那就是要以圣王之制作为治国的最高准则，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有了这样一个标准，就可以使求道为学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荀子说，能够认识事理是人的本性，但可以认识的事理是无穷无尽的，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即使学一辈子，也不能把什么事理都学到。其结果虽然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到头来还是不能通晓事物的变化规律，那与根本不学的愚者差不多。所以求道为学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就是圣王之制。圣王之制之所以能成为求道为学的终极目标和判断是非的标准，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荀子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这就是说，所谓圣，就是彻底通晓事理之人；所谓王，就是彻底通晓治国制度的人。那么彻底通晓这两方面的人，就足以成为天下最高的准则和榜样了。所以求道为学者必须以圣王为师，以圣王之制为法。

    作为儒学的传承人，荀子和孔子一样，把圣王之制作为毕生追求的最高准则。虽然他的圣王之制与孔子的圣王之制有较大的不同，即带有更多的霸气，但其基本要义则是一致的。这既是基于他对儒学要义的理解，更是基于社会变动的需求。在当时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混乱局面下，荀子认为只有这样的圣王之制才能统一人心，整顿混乱的社会秩序，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殊不知所谓圣王之制毕竟是过去那些圣王治国实践经验的产物，并不是可以适应于任何社会的万灵药方。虽然他那套理论被他的学生李斯经过篡改后，能运用于秦国并取得了成功，但最终还是导致了秦朝的灭亡。这说明没有万世不变的所谓终极治国理论，即使是可行的治国理论，也必须始终顺应民心而与时俱进。

    随着社会的发展，荀子那套圣王之制的理论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但他为贯彻实施其圣王之制所主张应采取的措施，却有可资借鉴的地方。他在狠批了那些“治怪说，玩奇辞”之类的“乱世奸人之说”后，指出：“为之无益于成也，求之无益于得也，忧戚之无益于几（实现愿望）也，则广焉能弃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顷干之胸中。”就是说，既然那些“乱世奸人之说”没有任何价值，就应果断地予以抛弃，不应再让它干扰自己的行动。更不应对那些“乱世奸人之说”有任何羡慕或怜悯之心，而是应该“当时则动，物至而应，事起而辨（办）”，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应该肯定，什么应该否定。

    不仅如此，荀子还鲜明地指出，政事应该公开，应该接受舆论的监督。他说：“君人者周，则谗言至矣，直言反矣，小人迩而君子远矣。”就是说，国君如果隐瞒政事，那就会让谗言到来，而直言离去，那就只会让小人靠近而君子疏远。这就会像《诗经》所说的那样：“墨以为明，狐狸而苍。”就是说，在上的如果不明黑白，那么在下的狐狸之类的小人就会颠倒是非，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相反，“君人者宣，则直言至矣，而谗言反矣，君子迩而小人远矣”。“宣”，即公开政事。公开政事，就会出现与前面完全相反的局面，那岂不是大大有利于治理好国家吗？

［附原文]

凡以知（以：犹“能”），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疑：通“凝”，固定，停止），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没世：终生。遍：穷尽）。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所以：所用来……。贯理：贯通的事理。虽：即使），已不足以浃万物之变（已：终。浃：周遍），与愚者若一。学，老身长子（年老了儿子也长大了。“老”和“长”都是使动用法），而与愚者若一，犹不知错（错：通“措”，处置，放弃），夫是之谓妄人（妄人：糊涂人）。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原本就是要学习停止于一个目标）。恶乎止之（停止于什么地方）？曰：止诸至足（诸：之于。至足：最大的满足）。曷谓至足？曰：圣也（“圣”下当有“王”字）。圣也者，尽伦者也（尽伦：穷尽事类）；王也者，尽制者也（尽制：穷尽制度）；两者尽，足以为天下极矣（极：极点）。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案：就是，作承接连词），法其法以求其统类（法其法：效法他们的礼法。以求：来寻求。统类：法度纲要），以务象效其人（务：寻求。象效：仿效，效法。其人：他们的为人）。向是而务，士也；类是而几（类是：类似这个目标。几：接近），君子也；知之，圣人也。故有知非以虑是（知：智慧。非以：不是用来），则谓之惧（惧：害怕）；有勇非以持是（持：坚持），则谓之贼（贼：贼害）；察孰非以分是（察：明察。孰：同“熟”，仔细，周详。分：分辨），则谓之篡（篡：篡改）；多能非以修荡是（多能：有很多本领。修荡：修整发扬），则谓之知（知：巧智，巧诈）；辩利非以言是（辩利：利口辩说），则谓之詍（訑【音易】：说废话）。传曰：“天下有二（有二：有两种处理是非的方法）：非察是（用不对的来察验对的），是察非。”谓合王制与不合王制也。天下有不以是为隆正也（隆正：最高准则），然而犹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邪（然而犹：如此就还。治：处理好）？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乱、非治人道，虽能之，无益于人，不能，无损于人。案直将治怪说（案直将：那就只是要。治：治理，研究），玩奇辞（玩弄奇异的言辞），以相挠滑也（挠滑【音古】：扰乱），案强钳而利口（案：那就是。强钳而利口：蛮横钳制别人而利口自辩），厚颜而忍诟（厚着脸皮，忍受辱骂），无正而恣睢（不正确却又放纵。恣睢【音虽】：放纵），妄辨而几利（胡乱辩解而企图获得好处。辨：通“辩”。几：通“冀”，希望），不好辞让（辞让：礼让），不敬礼节，而好相推挤（推挤：排挤）。此乱世奸人之说也。则天下之治说者（则：却原来，表示推断。治说者：研究从事辩说的人），方多然矣（方：才。然：如此）。传曰：“析辞而为察（析辞：分解言辞，即咬文嚼字），言物而为辨，君子贱之。博闻强志，不合王制，君子贱之。”此之谓也。

 为之无益于成也，求之无益于得也，忧戚之无益于几也（几：通“冀”，实现愿望），则广焉能弃之矣（广：通“旷”，远远地），不以自妨也，不少顷干之胸中（少顷：片刻。干：干扰）。不慕往，不闵来（闵：通“悯”，悯念。来：未来），无邑怜之心（邑：通“悒”，愁闷。怜：怜爱），当时则动（当时：遇时），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辨：通“辦”，处理），治乱可否（什么是治什么是乱，什么该肯定什么该否定），昭然明矣！

 周而成（周：周密。指隐瞒真实），泄而败（泄：泄漏），明君无之有也。宣而成（宣：宣露，即开诚布公），隐而败，暗君无之有也。故君人者周，则谗言至矣，直言反矣（反：通“返”，离去），小人迩而君子远矣（迩：近）。《诗》云：“墨以为明（墨：黑暗），狐狸而苍（狐狸变成青苍色）。”此言上幽而下险也（幽：昏暗，昏聩）。君人者宣，则直言至矣，而谗言反矣，君子迩而小人远矣。《诗》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赫赫：光辉灿烂）。”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解决了认识论中三个基本问题

    在梳理好全文的基本内容后，可以对荀子在认识论方面的价值做出一个总的评判了。

    荀子在认识论方面做出了什么贡献呢？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他着重解决了认识论中三个基本问题，即认识的主体、认识的根本对象和认识的正确思维方法。

    在认识的主体上，他充分肯定了认识的原动力——心的作用。由于古人科学知识的局限，不能了解脑的功能，便把心当作思维器官，因而对心的认识功能的肯定，就是对认识原动力的肯定。而对于这个重要的哲学问题，荀子以前的重要哲学家老子并未认识到，它只认识到了“道”。孔子呢？只认识到了“礼”（即处理人际关系和治理国家的“道”），他关于仁义道德修养之类的言论都是为“礼”服务的。比荀子稍早一点的哲学家孟子虽然谈到了心的作用，但并未提升到认识论的高度予以肯定。他只是说：“心之官则思（官：功能。则：就是），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这只是就心能成就“大人”而言，并未涉及到对于认识事物所起的作用。而荀子则不同，他不仅充分肯定了心对于认识事物的巨大作用（“心者，行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而且从心的接受功能（“心容，其择也无禁”）、专精功能（“择一而壹焉”）和思索功能（对认识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和加工的作用）等各方面对心的运行机制进行了全面的认定。这足以说明他对人的认识能力和无穷智慧的源泉做了充分的肯定，这对于开拓人类智慧之源的实践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仅就这一点就可以说，他确实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在认识的对象上，他强调了认识的本质是认识道。这就是说，人的认识不仅不能局限于简单的感性认识，也不能局限于一般的理性认识，而必须提升到认识事物的根本规律“道”。他说：“壹于道则正，以赞稽物则察；以正志行察论，则万物官矣。”意思是说，专一于道，心志就纯正不偏，用道来帮助考察事物，就能做到对事理明察，用纯正的心志去处理已经明察的事理，那么万物就能得到很好的利用了。这一连串的推论都是强调要专注于道，即注意认识事物的根本规律。他又说：“夫道者，体常而尽变”。对这句话，一般翻译为：所谓道，它本身是不变的，但却能穷尽一切事物的变化。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这是把“体”解作本身，把“常”解作不变的常体，因而把“体常”当作主谓短语加以翻译。其实“体”当解作“运行”，“常”指平常事物，“体常”应是动补短语。因此“夫道者，体常而尽变”应该翻译为：所谓道，是运行于平常事物中却又穷尽事物的变化。这应该是对道的特征的一种正确的理解。由于“体常”，道是可以认识的；由于“尽变”，道又是难以正确认识的。由“体常而尽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荀子同老子对道的不同理解加以区别。在荀子的心目中，道是易于认识的，因而他的道充满阳刚（他一系列有关圣王之制的理论中带有一定的霸气，即是这种刚阳的表现）；而在老子的心目中，道则不易认识和掌握（如“道冲”指道是空虚无形的，“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指道是隐约不清、难以捉摸的），因而他的道充满阴柔。由此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认识到，各家学派之所以各自坚持其极端理论，大多可以从认识论上找出其根源。正如韩愈在《原道》中说：“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这就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老子轻视仁义的原因。

    在认识的思想方法上，荀子强调正确的思想方法应该是“兼陈万物而中县（悬）衡”。所谓“兼陈万物”，并不是要同时把注意力分散在数不清的万物上，而是在专注于道的同时，兼顾万物的不同特征，从而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道 。这就是强调在认识中要抛弃主观武断，不蔽于一隅而通观万物，从而避免片面性。他虽然没有明确地认识到对立统一规律（在这一点上他不如老子），但在论证中往往能举出正反方面的事例进行分析、评论，这也就是坚持正确的思维方法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