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舆论都是对武大进行了强烈的道德批判。有的认为武大这样的做法太缺乏人情味，董教授您怎么看呢？

董保华教授：我觉得大学和一般的企业还是应该有区别的。一般的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大学是传播人文精神的地方，应该更注重人文环境的培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管教授成不成功，都应该给予更多人文关怀。所以，武大在这个方面做法是不妥当的。垫付的医疗费不应该再去追回，更不应该去他病床前宣读终止合同，直接和其家属协商就好了，不应该这么生硬地去刺激病人。作为一种道义责任医疗费学校还是应该去承担的。

主持人：对于这起事件，我们能不能做进一步的思考，而不仅仅是从道德上来谴责？

董保华教授：对，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我们的制度建设。其实在大学里面，这种兼职教授的现象非常普遍，其中还有很多是从海外聘请的兼职教授，但是从我们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中却没有看到这个人群的存在，立法上尚是空白，这是很可怕的！这个人群是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群，法律却完全没有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没有对他们进行规范，这才是最让人心寒的，也是最让人担心的！

主持人：那么对于这个人群应该由谁来承担起他们的社会保障责任呢？

董保华教授：因为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单位作为个体去承担起多大的道德责任，尽管我们希望他们这样去做，但现实和希望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社会保障应该是国家的责任。国家应该建立起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无论专职兼职人员都能得到社会保障的覆盖。像张在元这种存在多重劳动关系的人群，很难分清楚哪个单位是主哪个是从，建立的应该都是劳动关系，如果有两个单位，那就都应该为其缴纳社保，可以协商各缴纳二分之一，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国外很多立法也是这样的，允许兼职的劳动者与多方主体建立劳动关系，协商各缴纳社保的一部分，但在我国的制度里却是不允许各方都去缴社保的一部分。其实这个制度是很容易建立的，我本人也是非常呼吁这样一种制度建设的。

主持人：这样有关单位工作难度会不会增加呢？这项制度具体应该如何操作呢？

董保华教授：这有点类似于国外的一种社会保障税。只要付工资就应该去缴税，用缴税的方法去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这样覆盖就会比较大，税源也可以更广泛。我们现在很容易出现的一个局面是，一个有正规单位的人，他的保障往往很全面，但很多兼职的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所以我们要考虑使用更灵活的方式，费改税就是很好的办法。税源扩大了，覆盖范围就广了，保障也就更全面了。当然，这样会增加有关单位工作的难度，但这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张教授是一个名人，所以牵动了大家的目光，我们试想，如果他是一个卖菜的呢，一个木工呢，一个群众演员呢？这些人都会面临一样的问题啊！他们可能今天去这个电影制片厂，明天去那个电影制片厂，而不专属于哪一个，国外将这种方式叫自雇就业，我国对于自雇却没有规范。在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之外，有一个庞大的人群，这些人是没有被我们的立法所关注的。保障保准过高是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我觉得我们的保障标准可以适当的低一点，“低标准、广覆盖、严执法”，这样保障的范围才能更广！

主持人：哦，如果这样的话像张在元这样的兼职教授就可以纳入到保障范围中来了。

董保华教授：就张在元这起事件来说，武大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哪怕是社会责任、道德责任；反过来讲，其实武大会有个担心——这个责任什么时候是个头？前面我们说武大把付出的钱还去要回来，这个做法是有点过分，但是如果不要回来而且还继续垫付，它会担心什么时候是个头?假设它现在的做法是，前面的钱就算了，不要了，后面再给一点医疗补助费，然后和家属协商一下就到此结束，这样也许会令人能接受一点。不过到这里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家属之后该怎么办？靠个人的能力是肯定不行的，国家应该承担起这份责任。我们国家很多时候是将责任推卸到用人单位身上，往往使用人单位不堪重负。国家应该是个服务政府，别人能做的事情，你不能去争利，别人不能做的事情，你不能逃避责任！比如社会保障责任，国家就不能逃避，应该主动承担起这份责任。这个案子折射出来的也正是这个问题，在社会保障方面，国家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主持人：好，当我们在谴责武大的做法不人道的时候，我们能否做更深层次的思考呢？也许这个思考比谴责难很多，因为这个思考是从根源上来反思我国的制度建设。我们如何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如何使社会保障的形式更多样化一点，同时我们能否把社会保障的制度向更广的人群覆盖？我们有很多职工他不是全职职工，他是临时工，或者说是打杂的，万一出现问题，又该怎么办？就此，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好，非常感谢董教授就武大张教授解聘的新闻事件发表他的观点。听众朋友，今天的东方大律师节目到这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期待您的关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