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出这两个字之前，先卖一点关子。张诚实在提到《劳动合同法》风险和对策时讲了一番话：“以前有个相声，说人痒痒，要找个偏方治痒痒，结果拿了一个纸团，包来包去俩字‘挠挠’，我说我也有个对策，俩字‘守法’。” [1]

    北京来人给出的两个字却是“稿费”。在笔者反映过来，找到“守法”与稿费“收发”之间的联系时，不觉哑然失笑，也真正地有了看相声的感觉。

    再读那番要考虑“对当事人的权益影响并不大”的“企业善意的违法”的“自由裁断权”（张诚实语[2]）时，便可发现。“有待于提高”的是仲裁员和法官的素质，“如果他们的法律意识，法制文化非常好的话，”法官“对企业会考虑到这些情况的。”[3]张诚实更希望通过提高仲裁员和法官法律意识，法制文化,通过所谓的“自由裁断权”，来实现信春鹰提出的目标。这种法律意识，法制文化的提高当然离不开红宝书或者蓝宝书。

    这里其实是出现了两条实现这“宽执法”的路子：一条是由各地高院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并通过严格的司法解释程序，统一放宽执法尺度；另一条是由各法官凭借着自己的“素质”的“自由裁断权”来放宽。一些地方主张前者，而张诚实主张后者。对地方高级法院的抱怨大概由此而来。

    在同一个会上，张诚实以下的一段十多年前的旧话重提，就不仅是意味深长，而且是高瞻远瞩了：“我当年搞《劳动法》的时候，白天讨论完了，晚上回家改稿子，当时《劳动法》我写的比较多，用我的话说，当时晚上一改稿子的时候，就想起当工人时候的一些事，自觉不自觉的，王先生说很中立，我觉得也不大中立，”《劳动法》“在明确双方权利的情况下，重在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这一段“忆当年”的妙语除了更形象地说明信春鹰所说的两法相同外，还在告诉别人，如果要讲《劳动法》我也是有最大话语权的。显然，劳动合同法的有为与无为，与起草者的有为与无为还是有区别的。张诚实显然在告诉我们，《劳动合同法》无为，未必导致起草者的无为。

    依笔者看来，通过法官“自由裁断权”来随意放宽执法，对于张诚实、李诚实、王诚实来说可能会卖出更多的红宝书。但对于法制建设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这些红宝书、蓝宝书本身只是一种个人观点，并无法律上的拘束力，而且各本宝典之间矛盾百出，起草者本身也极不统一，张说张有理、李说李有理。一旦法官各取所需，天下大乱；法官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上行下效，法官按照各自的利益各取所需“自由裁断”，那就不仅是天下大乱，而且是天下大恶。

    起草者真想出手那就是修法了，当然这是我们国家已经定下不准干的活。即便是谈到修法，也存在着两批人，即“举手的”和“写字的”，法律的效力不是来源于“写字的”，而是来源于“举手的”。信春鹰也好，张诚实也好，作为“法工委”，只是写字的。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常常会出现主仆不分的情况，通过红宝书、蓝宝书的方式将“写字的”变成“举手的”，实在是一种乘主人不备，仆人冒充主人的行径。这一下篇的题目只好改为“劳动合同法起草者的有为与无为”。因此，笔者套用起草者张诚实的话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以前有个相声，说人痒痒，要找个偏方治痒痒，结果拿了一个纸团，包来包去俩字“挠挠”，我说我也有个对策，俩字“公心”。

发表评论、查看相关新闻报道，请点击：

http://www.dongbaohua.com/news/detail.asp?newsid=245&type_sort=%E6%97%B6%E4%BA%8B

http://www.dongbaohua.com/news/detail.asp?newsid=246&type_sort=%E8%B5%84%E8%AE%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