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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当前国内经济出现不景气，新加坡计划在2009年将政府官员的薪酬降低19%以渡难关（《中国新闻网》11月25日）读到这样的境外新闻，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我们自己”——中国公务员能不能主动降薪来与全国人民一起“共渡难关”呢？
从道义上讲，既然时下有不少企业高管都主动降薪来与企业一起承受“风雨”，面对经济危机，公务员群体应该也有一点主动降薪的道德水准。而基于经济管理原则，当一个经济体处在成本上升、效益下降的危机下，从业者降薪以降低成本，更是没有什么“理论上”的障碍。作为纳税人供养的公务员，在全体纳税人都在为经济危机承担责任的时候，公务员群体主动“奉献”一点似乎也不过分。
我知道，肯定又会有很多专家和公务员们站出来，再次喊冤叫苦：公务员工资本来就不高，应该提高公务员工资来扩大内需，怎么能降低呢？我承认，因为地域差异的因素，“平均”起来从整体上看，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并不太高。但请不要忘了，公务员的收入除了基本工资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津贴、补贴、奖金等“隐性收入”。后者比前者还多，甚至是数倍。除此之外，公务员还消耗了大量的公务经费，车轮的转动，餐桌上的应酬，各种各样的福利，等等。综合起来看，公务员的收入水平——或者说公共财政对这一群体的支出，只高不低。说实话，公务员如果收入不高，每年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共挤公务员考试这一条独木桥了。
我国行政管理费比重之大、增幅之高，早已不是新闻。在前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表示：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2008年第四期《炎黄春秋》杂志一篇文章指出，我国财政支出的前三项中，比重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费，其次是经济建设费，而直接民生领域的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最小。从1982年到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只增长36倍，行政管理费则大幅攀升了76倍。
而正因如此，前不久，上海十余万公务员经历了一场力度空前的收入调整“风暴”。风暴肇始于上海市纪委、组织部、监察局、财政局、人事局、审计局六部门联合颁布的《上海市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的实施方案》，规范方案的矛头直指公务员津贴补贴名目繁多、发放秩序混乱的现状。
上海的做法目前进展如何，我不得而知。但这起码表明，政府机关行政管理经费支出有着可以“下降”的空间。由此，我就在想，即便我们不能学新加坡官员一样“主动降薪”，但“节能降耗”、缩减一下行政经费开支该问题不大吧？公务员工资不降，那些林林总总的明补暗补取消一些该不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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