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大朝

   当前的“限薪令”，更多是刚性的规定，让人们不平衡的情绪得到安抚，并不能真正实现高管人员薪酬和价值对等

    财政部在4月9日下发通知称，为规范国有金融机构高管人员的薪酬分配秩序，明确规定，国有金融机构在清算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时，不得超过上一年薪酬的90%。而在2008年，经营业绩降幅较大的，高管人员薪酬的降幅还应增加。

　　此外，2007年度，高管人员薪酬明显高于同业平均水平的，应主动加大调整力度，逐步缩小与同业平均水平的差距。

　　对于这一举动，财政部称，旨在为公平社会收入分配，规范薪酬决策程序。但这本身来说，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规范，倒像是一个为了安抚民众情绪而实施的权宜之计。

　　2008年年报已披露过半，在已公布年报的金融保险企业中，高管薪酬总额已经逼近2亿元。这样庞大的数额，着实让危机中的人们在比较中感到不公平。

　　类似天价薪酬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被人们广泛关注的。

　　2008年，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以6600万元的天价年度薪酬，入主《福布斯》中文版的“中国上市公司老总收入榜”。这引起了公众的一致争议，认为平安高管薪酬与绩效不挂钩。而平安股票的业绩，也经历了“过山车运动”，最新年报也显示，2008年公司净利润下滑了99%。

　　而国外则是美国国际集团（AIG）因向部分高管支付了1.65亿美元的奖金，而惹起了上至白宫、下至百姓的愤怒。因为濒临倒闭的AIG，是在政府用纳税人的钱维持其生存的背景下，发放奖金的。财政部与司法部则努力寻求“一切可行途径”，力图让AIG把这笔钱“吐出来”。

　　但如何解决高管薪酬的问题，却是大家所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在G20峰会后，奥巴马则表示，他处理高管薪酬争议的理想方式，则是赋予股东更多权力，让他们就高管薪酬进行投票表决，而非通过立法限制薪酬水平。而国内，则出台了“限薪令”。

　　和美国的金融机构性质不同的是，中国的大多数金融机构尽管经过了股改上市，但国有性质并没有改变。而如果完全采用高管薪酬和绩效挂钩的市场机制，并不可行。因为这些金融机构的高管在对企业进行管理时，风险则由全民共同承担。而不能完全承担相应风险，自然不能完全享受丰厚的收益。

　　另外，国内金融机构的高管，还享受着更高的就业安全感和一些无形的好处。据美国一家咨询公司的调查，2005年，美国公司约31.3%的高管辞职是因为表现不佳，迫于投资者的压力而辞职。而同期中国上市公司，只有4.08%的高管遭到解雇。

　　即使是在金融危机之下，全球很多金融机构都陷入破产或倒闭的边缘，国内金融机构仍然在中国政府投资的强力拉动下，在今年1月，新增贷款仍然高达1.62万亿元。

　　在这些情况下，如何保证国有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既能够体现其价值，也能保证其公平合理是一个问题。但当前的“限薪令”却更多是刚性的规定，让人们不平衡的情绪得到安抚，并不能真正实现高管人员薪酬和价值对等。

　　要解决这一问题，让金融机构高管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需要的是具体的权责明晰的制度，而非“一刀切”的限薪令。一旦投资出现了问题，少则降薪，多则应该遭到解雇。这样，才能让高管们真正对国有金融机构负责，即使拿天价薪酬，人们也能够接受。

　　其实，我们能够接受高管薪酬和普通市民的收入之间有一个合理的差距。毕竟，业绩和收入应该成正相关。之所以要“限薪”，也并非仇富。但如果是在其不用承担风险的前提下，却拿着天价薪酬，这是每个纳税人所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