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品人录》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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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一：1924年春泰戈尔访问济南，任临时翻译的齐大学生于道泉（后排左二）与泰翁一行人合影

大师身后的大师：济南走出个于道泉（一）

遥望大师的背影

    去岁，任继愈、季羡林、杨宪益等著名学人相继辞世。在满大街“国学”遍地“大师”的喧嚣热闹之中，从民国走来的最后几位文化人悄然凋谢净尽，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其间，《济南走出个季羡林》曾成为一本热销书名和一个热门话题。的确，这是一个颇值得深思的问题。旧时的山东济南府，何以能走出个“国学大师”季羡林来呢？

    殊不知，季羡林对二三十年代的济南来说，不过是个今人能够领略到的文化代表符号罢了。当年从济南走出的知名学者文人，“大师”或小师，并非一个两个，无论“海龟”还是“土鳖”，都有一批人。它是一种“群体现象”，而非孤零零的“个体事件”。季羡林、任继愈就不必说了，单说一个王祝晨家族，便先后有长子王宏、长女王非曼、次子王谔、三子王浩，四位子女留学欧美。王非曼为近代山东第一位留美女硕士。抗战前海归的王非曼教授是开创中国大学家政学系先河的人物。王浩出国前是西南联大金岳霖的得意高足，留美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科学家，计算机理论奠基人，曾被聘为IBM研究中心主任，美国院士和英国皇家院士，若称之为“国际大师”并不为过。

    季羡林老贫农出身、任继愈农家子弟，王氏家族亦官商两不沾，祖籍穷乡齐河。皆全凭个人奋斗走出来。盐碱窝里飞出金凤凰，王非曼直到16岁前还是老家齐河土坯茅草屋里的一名缠了小脚的村姑。她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山东全官费赴美留学生，于出国前毅然进齐鲁医院做了双脚矫正手术。像这样毫无权势家庭背景的一群人，竟能成为一代学人名人，在今天是绝难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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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二：王非曼——山东近代第一位留美女硕士

    其实，作为通晓梵天之音的佛学大师，最早从济南走出的亦非季羡林，而是1924年泰戈尔访华，被泰翁视为中国之行唯一知音的于道泉。那时于道泉是齐鲁大学的学生，季羡林尚在正谊中学读书，只是也跟着于大哥挤在欢迎人群里看看热闹而已。季羡林留德十年，于道泉旅欧十四年，20年后殊途同归，二人都进入北大执教。系主任季小弟、教授于大哥，再加一个从天竺归来的金克木，成为北大东语系三元老。而三位“西天取经”归来的中青年“海龟”之所以能跃身中国最高学府杏坛，无不与深得胡适、陈寅恪和傅斯年三位大师的眷顾与提携有关。这是另一番文化意义上的群体现象。

    认真说来，季、于、金三位海归，皆非平庸之辈，均有一番不凡经历。无论求学还是治学。而最可称传奇者，则非于道泉莫属。季羡林与于道泉有世交之谊，金克木亦为其风雨故人。两人都认为于道泉是一个具有天才禀赋的奇人。

    那么，不妨就让我们走近于道泉。从这个奇人身上看看，那个时代的学人是怎样炼成的，当年的大师神韵风采如何，有着怎样的情怀和担当。虽然由于时代和文化的阻隔，我们永远走不到他的跟前。但遥望几眼，观其风骨之一二，岂也不亦乐乎？

泰翁济南奇遇记

    上世纪20年代初，美国教育家杜威和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无疑是轰动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两件大事。

    当年杜威、泰戈尔二人中国之行，都曾造访济南，并都曾到齐鲁大学做公开演讲。这便与一位齐大学生发生了点戏剧性的瓜葛。

    只可惜，关于当年杜、泰二人访问济南之事，今日所见文字记载多语焉不详，甚至不乏讹误。比如，当年杜威访华曾三到济南，但一些研究论著几乎都沿袭一个说法，即:1921年7月11日，杜威结束了在华两年多的讲学活动，离京返美。实则，杜威携夫人及女儿，于是日离开北京固然不错，却并未离开中国，而是乘火车奔赴济南，于当天下午抵达。杜威抵济两日后，去游泰山、曲阜，三四天后重返，至25日方才离开济南，此次全程陪者是陶行知。在济南的十来天时间里，除游览大明湖等名胜外，杜威前后做了六次公开演讲，其中一次即是在齐鲁大学。时在济南任《民治日报》（王乐平创办）编辑的顾随（字季羡，号苦水）先生，在与友人书信中，留下了这方面的记载。再如，1924年泰戈尔访华至济，所见过的记载均为，4月23日晚到济南，4月25日至北京，前后一天时间。其实，亦非如此。据当年人士回忆，泰戈尔在济南除游览名胜参加宗教活动外，至少还做了三次演讲，不可能是一天时间。这三次演讲分别于：济南第一师范、济南省立一中及济南齐鲁大学。

    何言有点戏剧性瓜葛呢？就是两次演讲中都有这名齐大学生挺身而出，先后与两位大师做过一番交谈。如果说齐大学生能用英语与杜威交谈，尚不足为奇的话，但匪夷所思的是，此人且能用梵语（印度语）与大胡子泰翁谈上一番，可就奇了怪了。此人即是于道泉，在齐大同学中有“于大神仙”之称。

    多年后，一位昔日的齐大同学有这样一番回忆：“大概是1924年，也许是1925年5月间（应为1924年4月），印度的大哲学家泰戈尔在齐大的康穆堂演讲，轰动一时。礼堂不但座无虚席，连走道上都站满听众。讲题大概是：论中西文化之特点。，是用英文讲的，忘了是谁当的翻译，内容主要是强调东方文化之优越性，赢得了听众的热烈鼓掌。会后有一个中国学生，到后台去拜见泰戈尔。用梵文（印度文）和他了几句话，令泰戈尔大吃一惊，在中国竟有人会讲印度话，真是他所想不到的。这个学生叫于道泉，是齐大的选修生，外号‘于大神仙’。他父亲是当时济南第一师范的校长（后来任东京留日学生监督），对此事不赞成，未去成，在他父亲看来，印度是落后国家有何学头？”

   “谈到‘于大神仙’，确是一个怪人。有些事真叫人看不透。他要学一件事，就一下子迷进去，直至学会。学英文打字，他从山水沟破烂摊上买了一架旧打字机，埋在被窝里白天黑夜地练，不到一个星期，就打得很熟练了。什么奇门遁甲、八卦、图腾，奇奇怪怪的事，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崔德润《齐鲁大学的开创》）

    那么，于大神仙是如何会梵文的呢？原来，前两年齐大有一位外籍教师要回国去，行前处理一批旧书，于大神仙便全拣了来，其中有一本《梵文大词典》，这位于大神仙拿在手里翻来翻去，竟学会了四五千单词。

    于道泉（1901——1992），字伯源，山东临淄区齐都镇葛家庄人，民国山东著名教育家于明信（四大教育家：鞠思敏、王祝晨、于明信、丛禾生。四人为晚清山东师范学堂同窗，师范科举人，均曾留学日本。）之长子，下有一弟名于道源，四妹名于式玉、于式金、于陆华（后改名于若木）、于陆林。1920年山东高等甲种工业专科学校毕业，考入齐鲁大学后，先入齐大理学院化学系，并兼修数学，后转文学院历史社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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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三：1920年7月于道泉（前排左二）等十四位同学山东高等甲种工业学校毕业照

    1924年前，齐鲁大学是山东唯一的大学，那时“山东大学堂”已经停办，后分为八所高等专科学校。于道泉毕业的这所“山东甲种工业专科学校”（学习如何制造肥皂），大概即是当时八所高等专科学校之一。于道泉此前曾在济南“英语补习学夜校”进修过几年英文，故而他的英语口语水平在当时齐大同学中也是出类拔萃的。

    而神奇的则是，于道泉还是当时济南乃至整个山东唯一的世界语学者，他用世界语翻译了许地山的散文诗集《空山灵雨》。

    1922年燕京大学教授许地山暑假来济南齐鲁大学讲学，正在校半工半读的于道泉，负责往油印室送印徐先生的讲稿。两人便认识了。有一次，于道泉问许地山：“您的《空山灵雨》我喜欢极了，有人把它翻译成英文没有？许答：“没有，但有人给我写信说，已把它翻译成世界语了。”于说：“给您写信的就是我。”

    后来，许地山帮于道泉把《空山灵雨》译稿润色了一下，寄给了上海老朋友胡愈之办的世界语杂志《绿光》上发表。胡愈之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予于道泉以鼓励，许胡二人介绍他加入了中国文学研究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