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视野与诗词评赏【作者】叶嘉莹

     “阅读视野”(horizons of reading)这个词,是德国接受美学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在他的《关于接受美学》(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一书中提出来的。不过,最早讨论“视野”问题的还不是姚斯,而是姚斯的老师、德国阐释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伽达默尔在他的《真理与方法》(Truth and Methods)一书中提出过“诠释环境”(hermeneutic situation)中的“视野”问题,他用了一个词叫作“合成视野”(fusing of horizons)。伽达默尔认为,诠释环境中最重要的就是“视野”的观念,而这个“视野”应该是包括了“个人视野”(personal unhistorical)和“历史视野”(historical horizons)的一个合成的视野[1]。　　
    “个人视野”是读者自己阅读和写作的背景环境。比如,你的思想倾向、生活经验、身世经历、生长环境、文化修养、直觉感受能力,甚至你的语言文字使用习惯。在阅读一篇作品的时候,每个读者的“诠释环境”都有所不同,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的许多个人背景去阅读的,因此,每个人都可以产生与别人不同的诠释。举个例子来说,比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南唐中主的“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那是由于王国维熟悉屈原的《离骚》,如果没有王国维那样的阅读背景,谁会从“菡萏香消”联想到“美人迟暮”呢?　　
    “历史视野”是作者当初创作时所处的环境,理论术语叫做“语境”。读者必须对作者那个历史的“语境”有所了解,才能对作品做出比较正确的诠释。如陶渊明《饮酒诗》中的“栖栖失群鸟”那一首,从表面上看只是写一只鸟,但如果了解陶渊明的生平和他所处的晋宋之间那个黑暗的时代,就会知道他不是在写鸟,而是在写他自己在人生中的选择。　　
    正是由于一个人的“合成视野”中包含许多属于个人的东西,所以诠释者对一篇作品所做出的诠释其实往往并非作者的原意,而只是经由诠释者的解说而产生的一种“衍义” (significance)。尽管诠释者在分析和解释作品时尽一切努力想要泯灭自我而进入过去的文化时空,但他很难真正做到纯然的客观,诠释者的诠释总是在绕了一个圈子之后又回到自己本身。西方诠释学家把这种现象叫作“诠释循环”(hemeneutic circle)①,中国传统诗学常说的所谓“诗无达诂”,其实也包含有这种意思。　　
    然而,“诗无达诂”,并不是说阐释者对一首诗就可以毫无根据地随便去联想和发挥。一个阐释者对一篇作品阐释的准确程度,往往与他阅读视野的层次成正比。因此,有必要结合西方学者关于阅读视野的理论,对传统文化中古典诗词的阐释评赏问题做一个观照与反思。　　
     伽达默尔的“合成视野”是从理解与诠释中普遍情况的角度来说的,而姚斯在他的《关于接受美学》一书中,则针对文本分析中一些极难区分的感受与思维的过程, 进一步把阅读视野分成了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美感的感知性的阅读(aestheti-cally percepua reading);第二个层次是反思的说明性的阅读(retrospectivelly interpretive reading);第三个层次是历史性的阅读(historical reading)[2]。姚斯的阅读视野三层次是从个人阅读中更为具体更为深入的问题出发来立论的,他曾结合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一首诗来阐述他的这三个层次[3]。尽管由于中外文化传统不同,不宜对西方理论生搬硬套,但伽达默尔和姚斯关于阅读视野的理论对正确掌握阅读评赏古典诗词的方法也很有启发。笔者过去在自己的一篇题为《论纳兰性德词》的论文中,曾借用姚斯的阅读视野三层次的理论来说明自己对纳兰词的三个不同阶段的体认[4]。今天,打算从对古典诗词的理解及反思的角度来进一步说明阅读视野在诗词评赏中的重要性。　　

    唐代诗人李商隐在桂管观察使郑亚幕府为判官时曾写过一首题为《北楼》的诗。　　　　
    春物岂相干,人生只强欢。花犹曾敛夕,酒竟不知寒。异域东风湿,中华上象宽。此楼堪北望,轻命倚危栏。　　
     李商隐的故乡在河南,现在他来到南方的桂林,当春天来了的时候,他觉得南方的四季没有北方那么鲜明———笔者有一年到新加坡去教书,也有这种感觉:那里全年的温度都差不多,窗外的花草树木春夏秋冬四季永远不变———古人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可是李商隐现在找不到芳春到来的那种感觉,所以是 “春物岂相干,人生只强欢”。那么他怎样勉强寻找一点乐事呢?问题就出现在后边那两句,“花犹曾敛夕,酒竟不知寒”。有一位西方很有名的汉学家刘若愚 (James Liu)先生是这样翻译“酒竟不知寒”的:“The wine is cold but l have noteven noticed it.”———我竟然没有注意到酒是冷的。他把这个“寒”说成是酒的寒,当然是不对的。因此,他的书出版之后,就有一位李祁教授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指出他的这个错误。李祁教授说,“寒”不是指酒,因为中国人习惯上说“冷酒”或“酒冷”,而不说“寒酒”或“酒寒”。所以,“酒竟不知寒”的“寒”,不是酒的寒而是气候的寒,是“Although I have finished the wine,I do not feel cold.”———虽然我喝完了这酒,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寒冷。“酒竟”,就是“酒喝完了”。李教授对刘先生翻译的批评是对的,但他所作的这个翻译对不对呢?　　
    笔者以为,他们两位先生的翻译都值得讨论。因为李商隐写这首诗的时候所要传达的那种感受的重点在诗的前两句已经说明了,是“春物岂相干,人生只强欢”。后边他还说,“异域东风湿,中华上象宽”——桂林是异域不是我的故乡,春天气候是很潮湿的,回想北方到了春天那真是气象万千,所以我怀念我的故乡,因此,就“此楼堪北望,轻命倚危栏”。北方春天的到来,由寒冷到解冻,由雪云到春云,一天有一天的变化,一天有一天的消息。笔者在新加坡讲学讲到中国古诗词伤春悲秋的感情,同学觉得很难理解,因为在新加坡四季都一样,有什么可怀念可悲伤的?中国南方桂林的气候也是一样。但李商隐说,我要饮酒赏花,勉强地找寻一点欢乐,我要在这不变化中找到一点变化,找到一点家乡的感觉。李商隐在桂林的诗里写过朱槿花,朱槿花是大朵的红花,朝开夕敛,他说我所找到的唯一一点变化只是朱槿花的朝开夕敛而已,所以是“花犹曾敛夕”。你要注意他的虚字,李商隐的诗常常把虚字用得很好。“花犹曾敛夕”的“犹”字,和 “酒竟不知寒”的“竟”字是相对的。“犹”是说仍然有这样,“竟”是说竟然就没有那样,所以,李祁先生译成“I have finished the wine.”是不对的。在北方,春天赏花饮酒还不仅仅因为酒可以增加赏花的情趣,而且因为春寒料峭,藉喝酒可以抵挡身外的寒冷。因此,你要了解李商隐写诗时的心情:在南方的桂林全然不见使北方人感到“相干”的“春物”之变化,但他仍有藉看花饮酒以求强欢之意。可是,看花之时虽然犹可感到朱槿花朝开暮敛的一点变化,饮酒之时却全然没有助人酒兴的身外春寒之感,于是他就更加思念故乡。在这里,把“寒”解释成酒寒当然不对,但把“竟”解释成喝完酒也是不对的。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阅读一篇作品首先要理解它,而理解得是否正确,又决定于是否掌握古代诗词语言文字的使用习惯和古代诗人文化生活的习惯。这些,其实都包括在每个人的阅读视野之中。　　
    还有一个例证是杨万里的一首诗《过扬子江》。　　　　
    只有清霜冻太空,更无半点荻花风。天开云雾东南碧,日射波涛上下红。千载英雄鸿去外,六朝形胜雪晴中。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试煎茶第一功。　　

     长江在镇江一带古称扬子江,那里有金山、焦山,再向上游就是六朝古都南京。你一定要懂得这些地方的历史背景,才能知道作者为什么会产生“千载英雄鸿去外, 六朝形胜雪晴中”的感发。杨万里说,现在是早春季节,刚刚雪霁初晴,天开云雾,日射波涛,江山是如此美丽,历史是如此壮观。但正如苏轼《念奴娇》词所说,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又如杜牧《登乐游原》诗所说,“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消沉向此中”,历史上的英雄和历史上的繁华转眼之间就都消失了。这里边,已经有作者的悲慨。但有问题的还不是这里而是最后两句:“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试煎茶第一功。”杨万里说,我要亲自带着一个瓶子在江心打水,我要试一试这“煎茶”的“第一功”。许多人批评杨诚斋这首诗,说前面写风景写得还不错,最后两句写得不好。例如清代的纪晓岚就在他的《瀛奎律髓勘误》中说那个“功”字韵脚“押得勉强”,因为“汲水煎茶”的事又有何“功”之可言?———这是不了解当时历史的背景,缺少一个“histority”(历史性)。就是说,作者在写一首诗的时候有他整个背景的历史性,诠释也必须结合有这背景的历史性。要了解这首诗历史的背景,首先就要考察杨万里生平的编年。他是在南宋光宗时写的这首诗,那时,南宋偏安于半壁江山,与北方的金国时战时和,有种种复杂的外交关系。每年正月初一,金国要派一个贺正旦使来南宋贺新年,那一年杨万里任南宋的接伴使,也就是作为南宋的代表去迎接北方使者。接伴使跟煎茶有什么关系?只考察杨万里的编年就不够了。南宋诗人陆放翁写过一本书叫《入蜀记》,其中记载说,在金山上有一个亭子叫“吞海亭”,当时南宋的接伴使接待金国使者,就要在吞海亭上“烹茶相见”。所以,“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试煎茶第一功”不是凑韵,杨万里说的是外交,是所谓“折冲樽俎”的外交行动。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伽达默尔为什么要强调包括了个人视野和历史视野的“合成视野”。有些诗,如果不知道当时的“语境”,读者的诠释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出现错误。一首诗虽然可以衍生出来很多意思,但一定要先读懂这首诗,然后才可以有读者自己衍生出来的意思。在没有理解之前就随便联想,是很容易闹出笑话来的。　　
    另外,对每一位读者来说,在阅读之前都有自己的“期待的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这种“期待视野”的形成与他自己的生活及阅读经历密切联系。这一点,不但决定了读者对作品的理解程度,也决定了读者对作品的喜爱程度。关于“期待视野”的讨论和例证,可以参考前边提到的那篇《论纳兰性德词》的论文,这里就不再赘言了[5]。以上笔者是从“理解”的层次来谈诗词欣赏中的阅读视野,它大致相当于姚斯的阅读视野之第一个层次,即美感的感知性的阅读。现在笔者要再进一步,从“理论”的层次来谈诗词欣赏中的阅读视野。　　
     在笔者小的时候,不大喜欢温庭筠的词;对南唐中主的“菡萏香消翠叶残”,从直觉上觉得很好,可是不能说清是什么原因。但后来学了西方理论,学了符号学和女性主义文论,懂得了“文化语码”、“双性人格”、“双重语境”、“显微结构”这些批评术语,阅读视野就有了一个转进。很多同学说,当年你在台大教诗选,现在怎么常常讲词而不讲诗了?确实,近些年笔者越来越喜欢讲词了。为什么?因为诗是言志的,是显意识的,像杜甫《北征》的“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什么都说得清清楚楚;《咏怀五百字》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那份深厚博大的感情令人读起来心里一阵发热,那是诗的好处。但词更微妙,它常常在表面所说的情事以外给读者很丰富的联想。尤其是早期歌词之词的令词,它们差不多都是写美女和爱情的,哪个好哪个坏?哪个的意境更深厚更高远一些?这里边有很微妙的分辨。所以王国维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6]张惠言说:“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7]贤人君子“幽约怨悱”还“不能自言”之情是一种什么情?这是很妙的。词所说的情不是直说的,不是显意识的,它都含蓄在里边,能够引起你很多的兴发感动。为什么小词会形成这种微妙的特质?笔者小时候读纳兰性德的词,完全是一种直觉的、美感的阅读,但从1945年开始教书,教了半个多世纪,慢慢就发现小词有一种微妙的引人生言外意蕴之联想的作用。当然,古人也不是没有发现小词的这种作用。北宋李之仪有一篇《跋吴思道小词》,就曾说小词“语简而意深”,“言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清代张惠言也说小词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小词没有诗中那些高谈阔论的大道理,只是一些描写美女爱情的无足轻重的“微言”,可是大家都感到里面有某种东西。怎样把这些感觉到的东西表述出来?张惠言就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8]“则近之矣”就是“大概差不多了”,因为他找不到一个术语来说明这种作用。王国维也感觉到了词的这种特色,也说不出来,所以就提出来一个“境界”。但他自己又把“境界”这个词用得很混乱,说词之特质是境界,说诗中情景也用境界,说成大事业大学问的几个层次也用境界。

他同样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术语来说明词的这种作用。　　
    笔者以为,小词之所以形成这种微妙的作用,是由于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的“双性人格”,这是从《花间集》就开始了的。花间词用女性形象和女性语言来描写女子的感情,但其作者都是男性。如温庭筠的“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本是写一个女子起床梳妆、画眉、簪花、照镜、穿衣,张惠言却说它有“离骚初服”之意,为什么?因为屈原也曾以女子自比说,“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而且,当男子求取科第仕宦而不得的时候,其感情与女子那种“弃妇”的悲哀也有暗合之处,所以他们喜欢以失落了爱情或追求爱情而不得的闺中怨妇自比。例如曹子建就曾说:“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这是一种 “双性人格”的表现。小词的另一个特点,是“双重的语境”。早期文人词产生于西蜀与南唐,相对于五代乱世的中原而言,西蜀与南唐的小环境是安乐的,是可以听歌看舞的;但从大环境来看,北方对他们这些小国有强大的威胁,其前途很不乐观。南唐在中主李璟时就已经处在北周的威胁之中,所以中主李璟的小词《山花子》虽然是写给乐师去唱的思妇之词,其“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却令王国维联想到“众芳芜秽”和“美人迟暮”;冯延巳《蝶恋花》的“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饶宗颐先生说是“鞠躬尽瘁,具见开济老臣怀抱”。南唐是一个必亡的国家,作为宰相的冯延巳,内心有沉重的负担,朝廷中又有主战主和的纷争,他有许多抑郁和痛苦是无法对别人说的,而这些无法说清的东西居然就在写美女和爱情的小词里无心地流露出来了,这正是小词微妙的作用。　　
     正由于小词有这种“双性人格”和“双重语境”的特点,所以就自然地形成了一种要眇幽微的美感特质。对于小词的这一特质,中国传统的说词人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话语来说明,就想到了“比兴寄托”。但比兴寄托是显意识的,屈原、曹子建都是有心去比喻,而且那些比喻都是有固定所指的,是被限制的、死板的、约定俗成的。而小词则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流露,是自由的、发展的、不断增长的、引起读者多重想象的。王国维无以名之,所以将它叫作“境界”。为了说明小词的这种作用,笔者也找了一个名词,那就是西方接受美学家伊塞尔(Walfgang lser)提出来的“潜能”(potential effect),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它不是比兴寄托,不是有心的安排,是一种无心的流露。而这潜能又是从何而来呢?有的时候,它来自“语码”(code) 的作用。所谓“语码”,是在传统文化背景中形成的语言的符码,是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作者与读者之间沟通的媒介。如“蛾眉”这个词,常常使人联想到屈原的 “众女嫉余之蛾眉”,因此,张惠言才会从温庭筠的“懒起画蛾眉”那首词联想到“离骚初服之意”。有的时候,潜能来自“显微结构” (microstructure)的作用。什么是显微结构?如桌子有四条腿,有方的、圆的,这是它整体的、外表的结构。而它是黄杨木的还是樟木的?它的纹理是横的还是直的?它摸上去是平滑的还是粗糙的?那就是它的显微结构了。“菡萏香消翠叶残”如果改成“荷花凋零荷叶残”行不行?从表面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区别。但后者的“荷花”、“荷叶”完全是写实的,不给人以言外的联想;而前者就不同了。“菡萏”出于《尔雅》,它是古雅的,与现实之间有一个美感的距离; “翠叶”的“翠”不仅仅是颜色,还使人联想到翡翠、珠翠等贵重的东西。在这里,“菡萏”的古雅、“翠叶”的贵重、“香”的芬芳,所有的名词都指向一种本质的高贵美好,但连接它们的动词是什么?是“消”和“残”,那是一种无情的摧毁。所以这一句才会让王国维联想到了《离骚》的“众芳芜秽”和“美人迟暮”。　
     所谓“期待的视野”,其实不仅在“理解”的层次上有期待视野,在“理论”的层次上也有期待视野。正是由于词这种体裁具有引人产生联想的微妙作用,所以在那些具有中国儒家传统文化阅读背景的读者之中也产生了一种期待视野,那就是,在读一首由男性作者以女性口吻所写的小词时,他们总是渴望从中读出属于男性的对建功立业的感慨,而不仅仅是对美色和爱情的描写。但他们的期待有时是落空了,因为并不是所有晚唐五代的小词都具有那种可以引发联想的“潜能”。像花间词中有些作者的作品,如欧阳炯的《南乡子》“二八花钿”之类,除了显示出男子的一种充满了色情的心思意念之外,完全没有什么深远的意蕴可供读者去寻思和探求。怎样知道一首小词中有没有那种可以引人产生丰富联想的“潜能”?那就需要善于仔细体会词中有没有那种“语码”和“显微结构”的作用了。　　

     以上笔者所介绍的自己对词和词学的阅读与诠释,虽然涉及了姚斯的阅读视野的第二个层次,即“反思的说明性的阅读”,但实际上也包括了他的第三个层次,即 “历史性的阅读”。需要说明的是,姚斯的这个“历史性的阅读”和伽达默尔的“历史的视野”是不同的,伽达默尔的“历史的视野”是指作者所生活的那个历史时代的“语境”;姚斯的“历史性的阅读”则是指一篇作品自发表以来在被不同的读者接受的历史中不断形成的视野与个人审美感觉之阅读视野相结合以后的一种新视野的理解与阐释。即如笔者在前边所谈到的:清代词学家张惠言和清末的王国维在他们自己的阅读视野之下对词的美学特质都有所阐释,但由于时代的限制,每个人的阐释又都有不足之处。笔者在参考了张惠言和王国维的词学理论之后又结合了现代西方接受美学和阐释学的理论,在这样一个更广阔的新视野之下,对词这一文学体式的特质就产生了新的理解。而笔者之所以能够有新的理解,是因为笔者生在现代,且在国外多年。在张惠言和王国维的时代,他们就都没有这个条件。这仍然是阅读视野的不同所造成的。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其阅读视野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人的成长也不断地开阔、不断地深入,不断地从低层次走向高层次。笔者在自己写的《论纳兰性德词》那篇论文中曾谈到自己在不同时期对纳兰性德词看法的转变。另外,笔者的词学理论也经过了形成和发展这一系列的阶段。为了阐释得更加清楚,直到现在,笔者还在不断地加以补充完善,这也是笔者的“期待视野”。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一个人的阅读视野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和反思之中才有进步的。经常有同学问:“怎样欣赏古典诗词作品?为什么我们常常不会欣赏不会分辨?”这是你的阅读视野还不够开阔的缘故。对任何作品的理解和阐释,其实都是你个人视野和历史视野的结合,随着你个人知识和阅历的积累,随着你读的书从少到多,随着你思想的逐渐丰富和深刻,你的阅读视野也会有变化,你的评赏能力一定能够不断的提高。
  
注释:
    ①　所谓“诠释学的循环”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有二种不同之含义。一为本文所引用之意,另一则指在诠释时部分与全体互相联络相关之意。前说出于伽达默尔之《哲学的诠释学》,后说则出于狄尔泰之《诠释学之兴起》。二者意指不同,故特作此注释加以说明。
    
参考文献:
    [1]Hans 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M].Tans Lated byGarrett Barden,John Coumming New York:Continuum 1975.
    [2][3]Hans Robert Jauss.Toward an Aesthetic ofReception[M].Min-nesota: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5.141,143,161,170,185.
    [4][5]缪　钺,叶嘉莹.词学古今谈[M].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2.261—304.
    [6][7][8]唐圭章.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4258,1617.
【原载】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