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唐宋诗词的格调及其他

昝福祥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诗的形式与风格丰富多彩。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前代的五、七言古诗，还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还创造了风格优美、格律整齐的近体诗。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向极致。至今仍然是中华诗词欣赏和创作的主要形式。

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宋代，皇帝爱作词，官员多是词人。许多政治家也是大学士、文学家，如范仲淹、晏殊、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黄庭坚、岳飞、辛弃疾、文天祥等都是著名词人。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使宋词得以佳篇迭出，影响久远。所以，笔者就诗词的格调从唐宋诗词谈起。

诗词的格调，不应是简单的格韵律调，而应指诗词作品所体现的风度、风格、风范以及美学价值。但单独以风度、风格等来品评诗词作品，只能说是属于格调范畴，但又不全等同。在诗词创作中，无疑，格调是指作品表现出来的，带有综合性的总体特点的艺术风格，也必然体现作者的人品、仪态、行事风格等行为和观念之中。

对诗词品评：格调高雅、格调清新、格调独特、格调迥异、格调豪放、格调委婉、格调自然、格调不凡、格调超逸、格调低俗等等。这是读者对所吟诵的诗词，作为语言文学艺术作品在整体上呈现的有代表性的面貌审视。

诗词风格不同于一般的艺术特色，它是通过“艺术品”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内在、审美等反映时代、民族或作者思想的内在特性，其本质是诗词家对审美独特鲜明的表现，有着无限的丰富性。诗词家由于不同的生活经历、艺术素养、情感倾向等不同，其作品又受时代、社会、人文等历史条件的影响。作品的风格、题材及体裁以及作者的文学素养、人生观等，对诗词作品的格调都有制约作用。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诗的灵气，朴实的人民培育出诗的灵魂。时下，诗词爱好者，数以万计。他们笔耕不辍、养怡身心、展时代之风采、发感时之豪情；唱七彩之人生、抒锦瑟之雅韵，可谓其乐无穷。但要形成独特风格的诗家，并非易事。

唐代诗人有强烈的诗论意识。从他们的诗作中，可鉴对诗作格调的品评。李白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名句。杜甫论诗有《戏为六绝句》流传。这组诗实质上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诗论的总纲。“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赞誉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四杰的作品已经达到最高的造诣。批驳守旧的文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本微不足道，因此只能身名俱灭，而四杰却如江河不废，万古流芳。白居易对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这是把诗比喻成有机的生命体，形成讲究语境的风格。唐代韩愈以及孟郊、郑谷、李商隐等都有论诗佳作。内容方面:主张继承“风雅”传统；崇尚“清诗”之美，等等。

晚唐司空图撰《二十四诗品》，专谈诗的风格问题，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风格”多称为“体”。司空图在刘勰等前人探讨的基础上加以综合提升，将诗的风格细分为二十四种类，即：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每种都以十二句四言诗加以说明，形式整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之为“诸体毕备，不主一格”。

《二十四诗品》论风格的最大特点，便是着眼于各种风格的意境，而不注重它们形成的要素与方法。作者用诗的语言，为各种风格描绘出一幅幅意境，对这种风格的创造方法则在行文中略加点拨。有的通篇是感性的形象画面，而不作理性的逻辑分析。如《典雅》一首：

“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

通过四言十二句，给出一种“典雅”的意境，让读者自己去品味、体悟、鉴赏“典雅”的情景，但并没有直白的点破何为《典雅》。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二十四首品诗之作，每一首都是对表现方法与特点的理性点拨，却也尽量保持形象性与诗意，与整篇的意境相一致，相融会。如论《飘逸》：

“落落欲往，矫矫不群。缑山之鹤，华顶之云。高人画中，令色氤氲。御风蓬叶，泛彼无垠。如不可执，如将有闻。识者已领，期之愈分”。

这是指诗风“飘逸”。“飘逸”是“飘”与“逸” 之意叠加。飘，随风飞动，有飘扬、飘摆、飘散之境状。逸，表示安闲、安乐；也有超凡脱俗、卓尔不群的意思。“飘逸”就成为洒脱自然，与众不同的境况。有飘拂、飘荡、飘渺、飘零、飘浮，有轻疾高飞、洋溢洒脱自然之状。飘逸也用来形容人的气质好、动作优雅、点赞笔韵如仙子凌波。

达到二十四诗品的境界，可以视为对诗作风格的理论分析，即愈是深入体验观察事物的本质，从生活中感悟万类的变化，从而心生灵动、新意无穷，格调高阔。这无疑也阐明客观世界是诗的源泉。

“诗品”的“品”可作“品类”解，即二十四类；也可作“品味”解，即对各种风格加以玩味。司空图好以“味”论诗。他在《与李生论诗》中说：“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他要求诗应有“味外之味”。所谓“味外之味”，便是“韵外之致”、“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也就是具体的艺术形象所引发出的联想、想象、美感的无限性。《二十四诗品》论风格，要求诗自然而不做作，真纯而不虚矫，随兴而不勉强。贯穿这些诗想，也是对诗艺的贡献。诗词格调之高下，这涉及到境界、思想、襟袍、情怀。

自古以来，我国诗贤名家灿若繁星，但如果从创作方法上来划分，占主导地位的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流派。当然，还可以从创作方向加以细分。如：王、孟山水诗派、陶、谢田园派、岑、高边塞诗派；婉约派、豪放派等等。同一个流派，诗的意境取向类同，也就有了相似的风格。但格调高下，不仅仅因为作者不同而有异，就是同一个作者其诗作也并非格调一样高。各种选本，往往就是把最脍炙人口的诗作选出来，传于后世。

《全唐诗》一共辑录了2千多位诗人的5万多首古诗，《唐诗三百首》则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精中选优。如：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孟浩然《春晓》“春眠不觉晓、《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李白《早发白帝城》“朝发白帝彩云间”、《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杜牧《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江南春绝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韦应物《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崔颢《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杜牧《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杜甫《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客至》“舍南舍北皆春水”、《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杜秋娘《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温庭筠《苏武庙》“苏武魂销汉使前”；元稹《行宫》“寥落古行宫”；张九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贺知章《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孟郊《游子吟》“慈母手中线”等等。这些流传千载的格调高雅之作，也多选入《千家诗》。不仅是少儿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启蒙读物，还大多收入了中小学语文教材。甚至收录200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古今文学名篇》、200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注》。可见，这些诗作穿越千年的时空，而璀璨依旧。生动的意象、流畅的韵律、凝练的结构，和作品中表达的普世情感，铸就了这人类艺术的奇葩，也奠定了它们千年来不可逾越的地位。所以有如此成就，就因为格调高雅。对当代人来说，闲来品读这些先贤的杰作，仍能时常引起共鸣。一册在手，既可为焦躁的心灵指路，为漂泊的情感提供码头，更能为失落的人生撑起一片精神的家园。

在中国的诗歌史上，唐诗、宋诗（词）作为两个难以逾越的高峰，灿烂着中国的文学星空。《全宋诗》收录诗作16万多首，远多于留存下来的《全唐诗》。

在盛唐之前，还出现过以华丽壮美著称的“初唐四杰”体和以精工纤巧著称的“沈宋体”。“沈宋体” “沈宋”指沈佺期、宋之问。他们所创作的五言、七言近体诗为格律诗的定型标志。其诗作形式上对仗工整、平仄谐调、词采精丽的五言、七言律诗。代表作如沈的《仙萼亭初成侍宴应制》：“山中气色和，宸赏第中过。辇路披仙掌，帷宫拂帝萝。泉临香涧落，峰入翠云多。无异登玄圃，东南望白河。”（五律）、宋的《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七律）“青门路接凤凰台，素浐宸游龙骑来。涧草自迎香辇合，岩花应待御筵开。文移北斗成天象，酒递南山作寿杯。此日侍臣将石去，共欢明主赐金回”。“沈宋”是奠定了近体诗的写作形制，诗中句数、字数、平仄、押韵都有严格的限制。使其诗歌更具有抑扬顿挫的音乐美和仪式感，功不可没。

从风格流派看，更是百花齐放。就盛唐名家诗作而言，李白之飘逸，杜甫之沉郁，孟浩然之清雅，王维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诗之境况也。其中，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等人还被后人奉为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的代表作家。近体诗是唐代以后的主要诗体，著名的代表诗人有:李白、杜甫、李商隐、陆游等。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对于历史文化的研究，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盛唐之后，还出现过以清丽精雅著称大历十才子，所代表的一个诗歌流派。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偏重诗歌形式技巧。在艺术表现上以谢朓为宗，秉承山水田园诗派的风格，寄情于山水，歌咏自然，其中也有一些佳作。格律归整、字句精工也是他们作品中最明显的特点。他们的作品体裁多用近体格律，很少能见到乐府歌行体。警句名联在十才子的诗中俯拾皆是，说明他们均有较深的功底，所以时有惊人之笔。堪称格调非凡、经典之作。如，钱起的《归雁》：“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苔。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李端的《闺情》“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披衣更向门前望，不忿朝来鹊喜声”；卢纶的《和张仆射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韩翃的《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司空曙的《江村即事》“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等等，都是可载入《中国文学史》的千古名作。

宋时，文人不再束缚五言、七言诗作，开启了诗的变体—词作的辉煌。宋朝词人达1300多家，《全宋词》收录词作2万多首。北宋词其代表作有：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 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 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黄庭坚的《清平乐》“春归何处”；秦观的《满庭芳》“山抹微云”；周邦彦的《苏慕迟》“燎沉香”；南宋词家又有辉煌。例如，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声声慢》“寻寻觅觅”；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贬谪新州”；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陆游《卜算子》“咏梅”；《钗头凤》“红酥手”；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等等。

宋词格调优美，有人称为守格律、有情调的迷你散文。题材广泛，人间天上、大千世界无所不含；并且有较强的纪实性、主张真情实感、形式灵活取材广泛、内容丰富、不拘一格；语言优美、讲究文采和格律、音乐之美，为后世赞叹。

相对说来，宋诗多有继承，少有突破；但宋诗也不乏格调高雅之作而被后人欣赏、传承。

如欧阳修的《晚泊岳阳》“卧闻岳阳城里钟”；《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苏轼的《题西林赤壁》“横看成岭侧成峰”《饮湖上初晴后雨》；王安石《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黄庭坚的《登快阁》“痴儿了却公家事”；朱熹《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周敦颐的《爱莲说》“水陆草木之花”；陆游的《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书愤》“早年哪知世事艰”；杨万里《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文天祥《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等等。

诗词的格调，体现在艺术风格、个人特点、思想、流派之中。艺术风格是衡量艺术作品在艺术上的成败、优劣的重要标准和尺度。

艺术流派，是一定历史时期内，思想倾向、审美趣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等大致相同或近似的某些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结合而成的派别。而形成一种文学流派。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轼、辛弃疾、张元干、张孝祥等。代表作：苏轼的《念奴娇》“大江东去”、《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辛弃疾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永遇乐》“千里江山”；张元干的《贺新郎》“梦绕神州路”；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等。豪放派词作多视野广阔，气象恢弘豪放，词语宽宏大度，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影响深远。

综观唐宋以降，亦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了。纵然没有李、杜、苏、辛那样经天纬地，这星汉灿烂的长空也别样美丽。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