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发现曹操墓的新闻，非常兴奋，可称今年三国历史第一大事。但细想之后，对于安阳曹操墓是否可以定论，存在一些疑问。仅为历史爱好者一家之言，谢绝跨省。

    一、最直接证据的缺失

    著名学者倪方六认为，安阳曹墓缺少墓志铭和哀册两件最直接有力的墓主身份证明。而目前所认定最有力证据“魏武王尝所用”石牌，系从文物贩子手中缴获，而非从墓中直接发掘。余另以为，墓志铭和哀册虽然有可能被盗和毁坏，但完全绝迹的可能性不大，部分学者认为是政治报复的结果。一是墓志铭搬运起来费劲，绝不可能是一人数人之行为，而必定是上层命令，因此如是政治报复的盗窃，理应见于史传，如“发曹操高陵，坏其碑”等。其次，晋承魏统，对曹操并无大恨，不必要做政治报复；后朝历代，亦无恨操入骨之皇帝公卿，非必毁其墓志铭之恶（对曹操的丑化主要来自明清以来的民间小说戏曲）。最后，坏人坟墓泄愤，一般是坏其祖坟，而曹操老家安徽亳州的曹氏墓包括曹腾墓均未见此毁坏。故，政治报复毁坏墓志铭的可能性较小；即使而打碎后也应有碎块，完全不存则有些说不过去。而盗墓者盗走和毁坏的可能性则更小，一来大多数盗墓者是为求财，不会费力盗窃墓志铭这样不值钱又笨重之物，以其求财之目的，更无可能费时费力毁坏这些物品。

    二、合葬者与“魏武王”之称

    “魏武王”之称，有疑。曹操生年确为魏王，死后数月才由曹丕追谥“魏武帝”，称魏武王本无可指。但三国志明确记载卞皇后晚于曹操十年去世，死后合葬高陵（见《三国志.魏书.五后妃传第五》）。卞氏薨时，尊为“太皇太后”，已非曹操生年之称“王后”，其下葬以皇后礼，因此曹操墓中必当改携“魏武帝”，以皇帝皇后相配，而不可能以王配皇后。同时，卞皇后死后合葬高陵也形成了一个疑点，安阳曹操墓中发现的女性合葬者一为四五十岁，一为二十多岁，而卞皇后享年70岁，显然与两位合葬者不符。合葬者如不是卞后，则与三国志记载相左。

    三、葬地疑问

    历来很多历史学者以书记曹操葬于“邺之西”来确定曹操墓地所在。而后来又以位于邺西的后赵鲁潜墓志来证明方位（至于唐宋以降的文字方位证据已不足论）。余进言：曹操葬于“邺之西”，见于晋人陆机《吊魏武帝文》亦称，“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这是文学作品的记载，而不是历史记载。类似苏东坡搞错赤壁所在而做“大江东去”的事屡见不鲜。后赵距魏一百多年，期间又会中原大乱，可信度有折扣。曹操遗令：“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出于曹操逝世前夕）；之前有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出于曹操逝世前一年半）。两份遗嘱都在交代埋葬之地，说明的是：曹操临终的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还没有开始着手修建陵墓（帝王临死前还没有兴陵墓，比较奇怪）。就是说，曹操高陵是在曹操死后才开始修建的。很可能，曾经有过一个权厝或者简葬的阶段，而十年后卞后合葬，则不一定是“邺之西”。

    按汉制，帝王薨，当葬国都，或以故里。魏承汉统，典制无大改，因此曹操墓历来有洛阳说（国都）、许昌说（曹操所都）、亳州说（故乡），曹操先葬于邺之西，待高陵建好后迁葬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这从曹丕祭祖一直去亳州而非邺城也可得旁证。

    另外，遗嘱并非一文不变的绝对性文书。例如曹操嘱咐“无藏金玉珍宝”，此次发现墓葬中的玛瑙和玉制品就不在少数。

    四、石牌上的疑问 

    除了记载“魏武王”石牌之外，还有刻“黄豆二升”之类的石牌，这些物品并非汉魏墓葬风俗，而更似仓库记物。至于“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的牌子，则更非定论之证。很简单，发现“越王勾践剑”的坟墓不可能一定是勾践之墓。

    五、古墓的混淆和曹操自己的混淆可能 

    晚清，成都黄田坝曾掘出一块墓碑，书“故汉后将军黄忠讳汉升之墓”，士民皆以为是黄忠坟，然稍通考古之人即可判断，其墓为讹。因汉例，避讳为讳名不讳字，死后讳字的风俗起于唐宋。因此可以肯定此墓为唐宋思祭黄将军之祠堂，汉墓之碑应为“故汉后将军黄讳忠字汉升之墓”。

    举此一例，实乃我国历史久远，各朝代典制不同，史实难免失载失考。尝以“魏武王”字样断墓主，有所失也。

    其次，曹操性格，矛盾多疑。一方面，他发布《让县自明本志令》表明对汉室的态度，另一方面又亲手架空了汉庭。一方面，他唯才是举，另一方面，又数次擅杀。可以说，这样一个人，在古代特别重视的身后事上过分坦白是不合情理的。《世说新语》记载他与崔琰互换身份以威远国的说法并非完全的空穴来风。他既然害怕被盗而不藏金玉，为何又不怕后人擅发其陵呢？这样的话，隐匿或制一二假墓也是可能的。七十二疑冢虽然是民间传说夸大，曹操奸绝形象也是明清小说所造，但其人矛盾复杂的性格与葬地的坦白之间，仍是可以考察一二的。

    六、墓制规格 

    部分人以安阳曹墓长60米，认为其已达到汉魏王侯级墓葬的规模作为其是曹墓的佐证。这中间有个问题，即“王侯级”，三国时代封侯者不下数百人。如果高陵仅与封侯者墓制相当，这是很难解释。曹操虽然倡导薄葬，但儿子曹丕是皇帝，也尊父亲是皇帝，如果大魏高陵仅仅与同时代封侯者一个规格，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

    另外，以该墓中出土“圭”而做帝王佐证，不妥。圭器自三代起都是贵族所用，并非帝王专用之礼器。该墓中也没有更多的表示帝王专用礼器的文物，可以佐证其为曹操墓。

    以上所说，仓促狭隘，仅是一家粗鄙之言，并非否决考古之艰辛成果，而只在探讨问题。昔日长沙马王堆之墓，发掘、考证数年才定论墓主；而今之所断，似有仓促。余一介草民，唯不愿见千古英雄如周氏之华南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