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北伐之战，时近半年，淹俘七军后，魏连发诸军，可谓举国应对，吴亦用计用兵，大军袭荆，唯蜀却未发一兵支援关羽，甚至未出一军遥相策应，几可称坐视公败。想刘备与关公之旧，再想关公死后刘备大军复夺荆州，更其时有法正之谋、诸葛亮之隆中对，关公困走麦城前未有动作，实千古蹊跷 —— 甚有人以刘备或诸葛借刀杀关羽之谬，此说之误，待他文再论，此处只说，比较普遍的一种误识：即蜀道难，使情报淤塞、益州救兵亦无法奔赴荆州。

    先说说“蜀道难”。经李白咏叹后，这个词几乎已成古代对四川交通的概括，其本身的内涵无疑是被夸大了。四川是盆地，四面有山，北面是高险的秦岭和大巴山、西面是挺拔的龙门山、南面是云贵高原，这些地形的确崎岖险峻，很多山地相对高差达1000米以上，道路不便，至今尤然。惟东面的巫山（严格说来，已非蜀地，而属于巴道的范围），与其他几面“山险道难”的状况大有不同。四川盆地东，自广安、达州一线，皆为平行岭谷区地貌，相对高差只在500米以内。岭谷里分布着平原和一些由砂岩和页岩所形成的小丘。这是川东富饶的地方，有“梁平坝子新宁田”之谚。丘陵农业的发展和富饶，可以充分说明川东山地与四川盆地其他几面大山峻岭本质上的区别。只有出了蜀地，自万州过重庆东的奉节，需要翻越巫山或大巴山南麓，或者溯江约一百公里，到达湖北秭归，进入古荆州地域。从道路可以看到，出成都平原向东，经龙泉（现已并入成都，为龙泉驿区）、经隧宁、南充，到达成都东的广安或偏北的达州，只需经过海拔1000米的华蓥山，然后就可到达古巴地今重庆的万州，然后到达重庆东北、毗邻湖北的奉节，只有在这里，会遇到巫山山系的阻碍，在这里，由秭归入川的情报需要逆江约一百公里，出川的情报自可顺江而出，无论如何，仅有100公里左右的困难路段，在总长1000公里的情报线上，怎么也不能成为“道难”的依据。比较自襄樊到成都这段一百公里的道难，在华夏土地上，有哪一条1000公里的情报线不会遇到部分山阻水断的呢。

    需要特别说明的三点是：一、蜀道难这个词，本身仅指由秦入蜀的路线道险，而非四川全部路线都险峻。四川北通关中的七条古道，即秦栈（北栈）陈仓道（故道）、褒斜道、傥洛道和子午道；蜀栈（南栈）金牛道、米仓道和洋巴道（荔枝道），北栈和南栈都要在汉中进行中转，的确艰险，三国蜀魏战事，也多制约和精彩于道险（如诸葛亮北伐粮草不济、邓艾偷渡阴平），但后人片面地将其推广到所有四川交通上，不阅地图，盲目跟从，应予挑拣。实际上自荆入蜀，是由东西行，根本不管蜀向北七道的干系。二、某作为四川人，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四川的道路。向北，川陕路，多山地，难行；向南，成昆线，经攀枝花、凉山，多山地、隧道，极难行；向西，出龙门山，到甘孜、阿坝，都是驴友经常挑战的路线。向东，老成渝高速（早年修建该路，因经济考虑，出成都后向南绕行资阳、内江），多山、多隧道，道路情况不好，大部分路段限速仅80公里，全线380公里，开车4个半小时；现在开辟新成渝线，东行广安、大英，少坡、少急弯，全线440公里，车程仅3个多小时。三、古今行政区划的变动对路线推定的影响。参考古今地图，今天达州，即三国时的绥定、今天重庆忠县，即三国时的临江、今天奉节，即三国时的夔关、古今同称的湖北秭归，这些由荆入蜀的主要地点几乎相同，并无太大变化。其次，农本的古代社会，对郡、县的设置，比今天更重视的交通。交通不便的聚集区，是难以为继的。川东丘陵县城多建立于坝中，彼此相距100～180里，故有“县过县，一百八”之语，推之于古代，其郡县周围邮传过所的距离、位置应不会有太大改变或过于稀疏荒芜之处。

    以下附图说明川、渝、鄂交通地形：

四川：

 重庆：

湖北：

三国荆益地图：（今达州 = 绥定、今忠县 = 临江、今奉节 = 夔关）

    地形不会造成情报淤塞已做说明，接下来对汉代邮制与四川交通做一些说明。

    首先，汉代的情报和邮政传递，已经了非常严格的制度，效率很高。对于紧急文书, 《汉官仪》说: “奉玺书使者乘驰传, 其骑驿也, 三骑行, 昼夜千里为程。”一般文书, 居延汉简记载的汉律规定: “书一日一夜当行百六十里。”若留迟失，则加以严惩, “不中程, 百里罚金半, 过百里至二百里罚金二两; 不中程, 车一里夺更主者劳各一日, 二里夺令各一日。”又如“士吏传行各界勿得迟时必坐之。”汉代驿骑的传递速度，极为迅速（甚至可让今天某些快递汗颜）。如赵充国与羌人战于湟中, 与朝廷的奏报往来不过6 、7 日。现今西安至西宁间1242 公里, 可知当时驿报的行速为每日400 里左右。又《后汉书·张衡传》载: “ (地动仪) 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 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 后数日驿至, 果地震于陇西。”当时的陇西距洛阳二千二百二十里, 驿骑仅用数日, 也可见当时驿传效率之高。古诗有云: “一驿过一驿, 驿骑如流星。”便是驿骑狂奔飞驰的写照。而汉代建立的邮亭制度，也为传檄的驿马提供了良好的后勤保证。《续汉·舆服志》曰：“驿马三十里一置”（“置”，原称“邮”，即《风俗通》所说：“改邮为置。置者，度其远近置之也。”后来又改称“驿”，现在很多城市的成郊还有带“驿”的称呼，就是专为情报、邮政而设置，如成都东的“龙泉驿”、重庆北的“白石驿”）。来往邮路上的驿使或邮差有一定的服色，他们要头戴红头巾，臂着红色套袖，身背赤白囊，在驿路上奔驰起来十分醒目，有利于对专职邮使的认别。那时邮驿通信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马传一天可行三四百里，车传则可行七十里左右，步行较慢，一天约可走四五十里。

    对于急行300里，在两汉三国的历史上甚为多见，曹操为追击刘备，使轻骑五千，自襄阳急行300里，在当阳击溃刘备。军队昼夜急行300里，还能保持一定的战斗力，说明三国时马行的速度、养息、供给已经非常周密，如果军文急书，不负兵戈，日超300里并非难事。而襄樊距离成都两千余里，除开路难的二、三百里，快马不过几日。而自秭归到夔关（今奉节）的二三百里，纵是翻越巫山或逆江而上，哪怕一日仅行二三十里，十日亦足够，由此而算，关公军情至成都，顶天不过十天半月。而关公在樊城战事，无不报之理，初战告捷，更是必当报喜。而情势转危，后至灭败，中间亦有两月许（在219年的樊城之战中，曹操在8月发七军授于禁，被关公淹俘后，旋即又增派徐晃、吕商等部；而东吴方面在11月偷袭荆州，关公12月兵败被俘），就战斗持续的时间来说，实在不能把责任推给情报传递的速度。即使我们说吴是在11月底偷袭荆州，关公是在12月初灭败（显然，这两个环节也不可能是在几天之内完成），中间的时间也足够情报到成都 —— 毕竟东吴偷袭荆州占领秭归不可能立刻或全部剿灭蜀的情报系统。即使成都方面的援军无法到达，起码也应有发兵相救（起码是表面上）的记载，如“兵发，未至，而关公已败”之类的。但是，在有关蜀的史籍方面（哪怕是敌方的记载），没有一句相应的文字，这是不能归拢在蜀道难几个不确切的文字上的。

    愚以为，刘备在荆州之战前后近半年，关公胜时、败时都没有丝毫反映，不是情报传递速度造成的，而是刘备对于当时的局势和战事缺乏透彻的理解和应有决断。吴立国必以全江为上，全江就必须占据夏口、江陵，因此必夺荆州。关公北上后，荆州的兵力缺陷不可能仅仅依靠与吴的联盟来维系。而关公北上取得局部战果后，魏的樊城危急，已危及到宛、洛安全，就是史书所说“威震华夏”，这表面上看是个风光无限的褒奖，实际上却是魏首尾有失，必须举国应对的注脚符号。关公一军敌魏之诸军，本已不支，这时刘备没有清醒的认识，而导致其在整个战役中没有做任何进退调整。当时刘备的谋主是法正而不是诸葛亮，这位现在被抬得很高的大臣在当时却没有给刘备做最关键的提醒和建议，其战略上的不足，与之后诸葛亮的表现，高下立见。刘备在击败曹操夺取汉中后，威势极盛，而出现对荆州之战认识上的不足，囿于第一块基业的土地中，使复兴汉室的口号化为乌有，实在是其自身之短，怪不得诸葛亮、怪不得关公，更怪不得本文所说的情报传递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