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仓健先生走了。

中日两国人民以各种方式缅怀。作为“健君”的粉丝，对往生者合掌祝福，转发微博微信的纪念文章，再看一遍先生的电影，是真情流露；但我毕竟在《樱花与武士》（同心出版社，2007年，2009年）中谈过先生的表演艺术，那就用这几段话为“健君”送行吧。

文字如下。

日本有一种传统戏剧叫能乐。据说能乐起源于中国汉代的散乐。唐代时，这种中国的艺术传入日本，并逐步发展成为能乐。至今在能乐中仍然保留着许多中国的东西，比如，能乐的曲目有大约三分之一取自中国题材，如《杨贵妃》、《白乐天》等；能乐的戏装也有“蜀锦”之称。不过，使许多日本文化研究者感兴趣的还是演员们演戏时戴的能面，也就是面具。因为它常常让人联想到日常生活里的日本人，他们看上去个个都像戴着能面。对这个日常生活的能面，不仅许多日本人提出批评，而且它也被许多外国人看成是日本民族的特点。比如，在日本出生的韩国人金两基就写了一本书叫《能面一样的日本人》，很有意思。

不过，我感兴趣的倒是戴着能面的人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我一直喜欢中国的京剧，特别是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并且我也知道一点其中的常识，比如“女人演女人靠天性，男人演女人才是艺术”，以及造型动作的“语义”。我曾经有一本专门介绍梅先生表演艺术的书，其中有关于“身段”和“指法”的图片说明，看上去很美，并且是东方人特有的美。试想，一个戴着能面的人要想表达好自己意思，肯定掌握了这门“行为艺术”。

最近，看过一次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千里走单骑》，故事围绕中国南方的一种民间假面戏剧的演员展开，男主人公的日本人由日本最好的演员高仓健扮演。在电视采访张艺谋时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大意是：高仓健的艺术是用不哭来演哭戏。但是在这部电影里，我却第一次看到高仓健哭了。看来他老了。老人是容易流泪的。

不过看过高仓健演的电影的人都知道，电影里的高仓健一向话不多，脸上几乎毫无表情变化，就像戴着能面演戏。所以高仓健是通过“行为艺术”所特有的余味感动了无数日本人，也感动了无数中国人，甚至成为1980年代中国年轻人的偶像。高仓健的表演非常日本，应该说是日本电影艺术的一个极品。但是你不觉得高仓健的表演也很中国吗？不然，他为什么在中国那么有人气？我的理解是，在高仓健的表演中，我们看到了一种久违了的东方美——“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君子风范。当然这个“敏”是非常有讲究的，用中国的话说是中庸之道；用日本能乐的话讲叫“动十分心，动七分身”，只有这样才有余味。之所以说“久违”，是因为在现代社会里“巧言令色”的人太多，真出现这么个“刚毅木讷”的君子形象，大家反倒觉得新鲜。

记得有一个熟悉《论语》的日本人到中国旅游后回来说，原来中国的情况与孔子说的并不一样，中国人不但很能说，而且很爱说，当然中国的领导就更能说了。这与日本的情况很不同，即使到今天，日本人对于能言善辩之人的评价仍然很低。一个经常不着调的雄辩之人在日本可能会被当成异类。实际上，一个真正默默奉献的人总是刚毅的，总是会给人留下余味，他或者她在戏里肯定是以不哭来表现可哭或该哭之命运。

俗话说：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人生如戏嘛。这在一切文明社会都是如此，因为有许多事是不能说但又要表达的，也有许多想突破而无法突破的限制，所以才需要艺术，需要面具。当然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演法，而且观众的口味也不尽相同。中国人向来就不乏这方面的艺术天分。有谁会怀疑一个能演“空城计”的民族的演技呢？而且看看现在社会上花样翻新的“空手套白狼”的现代戏，就会明白这种演技已经普及到了什么程度。

老实说，我现在看电视很少看里面播放的电影电视剧，我只看法制节目和与社会事件有关的节目。很多，从中央台到地方台都抢着播。为什么呢？因为很吸引人。现实社会的人间悲喜剧已经远远超出了艺术家的想像，而且论演技、论幽默感都是影视明星无法相比的。我有时甚至这样想：中国的演员在台下的功夫肯定比台上还好，似乎他们只有离开舞台和镜头之后才能把戏演好，所以他们在戏外给大众提供的娱乐比戏里还多——他们才是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最大受害者呢！至于不是演员的我们，没有人能否认我们的演技，我们的问题只是把戏演得有些过火，拿“正经事”当“戏”演了，所以没意思了，没余味了。

而日本人的演技则远远没有中国人那么有个性，那么丰富多彩，甚至那么有视觉冲击力。仅在日常活动的范围内来看，如果说看中国人做事情有些像看好莱坞大片，刺激而富有创新，不仅提高智力也需要一颗好心脏；那么日本人则更像京剧，很程式化，只能靠体会细节来欣赏，性子太急的人还真看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