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日本在战后经过三十多年“大家齐步走”的经济发展，市面上已经很难遇到乞丐了，除了大都市里街头卖艺的“行乞者”。据说，到1980年代，日本就没有了盗窃物品的小偷，以至近些年来一有盗窃路边农民刚收获的大米或者水果的事情，就成了报纸和电视的热点新闻。作为一种公众行为的行乞，其出现频率大概不多于盗窃物品行为。

不过，乞丐自古就有，日本也不例外。只是现在要了解日本的乞丐，只能从历史回忆中寻找。日本作家水上勉（1919-2004）在《雪三景》（陈德文译）一文中写过一段他跟随母亲乞讨的经历，可以一读。事情大概发生在1920年代末。他写道：

“想起自己六岁至九岁那个时候，在母亲的带领下，雪天到村里乞讨的情景。我到家家户户门口，‘释迦，释迦’地叫唤几声，里边就伸出一只手来，给我些点心和煎豆。2月15日，是释迦入寂的日子，村里的人们给那些一大早就站到门口的孩子们，准备好了精心制作的施物。母亲领着我和哥哥，摸黑走出三昧谷，在有六十二户人家的村里转悠着。

“‘释迦，释迦！’

孩子们站在门口高声叫喊。于是，里面响起了大人们的声音，问道：

‘是谁家的孩子？’

‘六左家的勉。’我回答。‘六左’是‘六左卫门’的略称，这是我家的屋号，‘勉’是我的名字。村里的孩子平时的称呼就是屋号加上自己的名字。门缝里伸出的手，攥着点心和煎豆，那手大多布满皱纹，是家中老人的手。老人怕门开大了会有雪吹进去，所以只打开一条缝儿，把施物递过来。母亲眼看着我和哥哥把讨得的点心和煎豆装进布袋，然后催促道：

‘好，快点走吧，学校要上课啦。’

说罢，她先加快了步子。这是我九岁之前的记忆，当时母亲三十岁光景，或许还不到呢。母亲也不裹毛毡，她抓起我的手，在六十二户人家的门口快步转悠着。”

“母亲干过跑腿的差事，村上六十二户人家，几乎家家都跑遍了，所以认识许多人。”

在近代以前，日本在制度上是禁止人口自由迁移的。一个乡村的村民往往世代为邻。大概只有僧侣可以自由地到处流浪。即使到了近代，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山村也不会有新的住户。所以，之前的行乞基本上是在村子里，而不是流浪乞讨。但是，在老熟人门前乞讨，对于东方这样的面子社会，确实脸面上挂不住。水上勉的母亲就是这样。但在她身上也确实有东方人吃苦耐劳的美德。

至于作为施物的点心和煎豆，水上勉没有说点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想，应该以剩饭团和土豆红薯为主，在节日里还应该加上大米做的糕饼。煎豆就是炒黄豆或者叫大豆。战前日本人的生活比中国人苦，食物种类也比较少。由于他们很少养家畜，尤其是养猪，所以蛋白质的补充主要来自豆类。在山村里，海产品其实并不多。

在文中讲的乞讨过程中，最叫人感兴趣的是乞讨用语——“释迦，释迦！”。释迦就是佛祖释迦牟尼。释迦为了普度众生，放弃王室生活，以乞讨来维持生活。日本人在乞讨时喊几声“释迦”的传统，大概与和尚们的行乞有关。但这几声“释迦”，也确实提高了行乞的文化档次，像是在说自己是佛祖派来的，至少也是学习佛祖，并不低贱。这在日本这个佛教国度里，特别名正言顺。

我从小没有乞讨过，但见过许多乞丐。我小时候生活的呼和浩特市，乞丐多来自河南和四川。他们在行乞时喜欢说“可怜可怜我吧”，有时还述说一段家乡的天灾人祸。这些人当时叫“盲流”，属于要管制遣返的对象。后来到北京上大学，也见过许多乞丐。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和同学一起去中山公园玩儿，中午吃饭时看见乞丐们居然在打扫剩饭剩菜时只挑瘦肉，不要肥肉，心想，乞丐到了北京也挑食。甚至还在我们正吃的时候，他们就二话不说抢去半盒饺子，结果还冲着你直乐，意思是有本事你们抢回去呀！

到现在，乞丐也是北京一景。街道里，过街天桥上，地铁里，常常能遇见乞丐。尤其是在地铁里，车厢里不断广播禁止乞讨的宣传广告，但仍然有残疾人模样的乞讨者扫来扫去，形状可怜却极少引起路人同情。

北京八大处是佛教圣地。那里的乞丐行乞时一律说“阿弥陀佛”，以期得到善男信女们的同情。据说，那一带的乞丐均来自河北，与门口算命的一帮人是老乡，如果遇到有外地乞丐，必暴打一顿赶走。哎！现在中国的各行各业用的全是兵法，而且极有地盘意识和帮派性，但兵法用多了，也就会只拘于利害的算计，让人的同情心找不到去处。

在日本，再也听不到“释迦，释迦”的乞讨声了，但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们却有了很大的隔膜。日本人现在叫喊“释迦，释迦”时，都是冲着偶像说的。佛教讲“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上求菩提”是会一直进行下去的，可以说这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但在“下化众生”上，人类的进步似乎不大明显，至少在人间的连带上不比传统社会更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