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许多老朋友老同事都信佛教了。——都是好人啊！过去是好人，现在仍就是好人。孔子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见过的满口主义满身国粹的“道弘人”的事情还少吗？但我还是愿意相信，好人信的东西，一定好；好的东西，也会让人好。当然，要是真有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就更好了。

关于中国人的宿命，我们只要打开地图，就可以明白个大概。中国多高山，也多大河，古代的中国是“孤立的大陆”，它四周被高山、草原、戈壁、大海环抱，由中原向外延伸，特别是向北延伸，资源财富分布量有逐渐减少的趋势。所以，如果没有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中国人很少主动对外扩张，而是专心治理内部，即圣人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林语堂《吾国吾民》写道：“中国民族之所以存在到现在，也一半是靠外族血脉的输入，不然今日恐尚不止此颓唐萎靡之势。” 林语堂先生说的“外族的血脉”，主要来自北方，并且主要是用金戈铁马“输入”的，很像是“强奸”，提起来就叫人不自在。为此，语堂先生还特地解释道：“南人不必高兴，北人不必着慌，因为所谓‘纯粹种族’在人类学上承认是等于‘神话’，今日国中就没人能指出谁是‘纯粹中国人’”。

与“输血”相比较，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民众的智慧之光，至少有一半是来自西方：先是印度的佛教，后是西洋的科学与民主。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写道：“我们的民族性，又是最重实际的，无论哪一派的思想家，都以济世安民为职志，差不多一切议论，都归宿到政治。”只是这种政治很少以民众为出发点，而总是想着怎么“治民”。

但同样是来自西方，印度与西洋的方法不同。印度佛教的传来，是伴随着慈悲的佛光，而西洋科学与民主的传来，却伴随着船坚炮利的刀光血影。前者既有“舍身传法”者，也有“舍身求法”者；后者却有一段“老师总是打学生”的历史。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写道：“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里“舍身求法”的“中国的脊梁”，通常指法显和玄奘。

在中国本土文化里，“舍身求法”者是不多见的。我们的先人为什么要“舍身求法”于外国文化？梁启超在1924年欢迎泰戈尔访华的演讲《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里讲道：“他（印度）给我们什么呢？

教给我们知道有绝对的自由——脱离一切遗传习惯及时代思潮所束缚的根本心灵自由，不为物质生活奴隶的精神自由。总括一句，不是对他人的压制束缚而得解放的自由，乃是自己解放自己‘得大解放’、‘得大自在’、‘得大无畏’的绝对自由。

教给我们知道有绝对的爱——对于一切众生不妒、不恚、不厌、不诤的纯爱，对于愚人或者恶人悲悯同情的挚爱，体认出众生和我不可分离‘冤亲平等’、‘物我如一’的绝对爱。

这份大礼的结晶体，就是一部《大藏经》。《大藏经》七千卷，一言以蔽之曰‘悲智双修’。教我们从智慧上求得绝对的自由，教我们从悲悯上求得绝对的爱。

这份大礼物已经够我们享用了，我们慈爱的老哥哥犹以为不足，还把许多副礼物文学、美术……等等送给我们。”

我补充一条：佛教是一个人人可以参加，人人可以成佛的文明，尤其是，佛教有使人人参加的办法。这一点同样是后来的西方文明的特点。相比较，中国本土文化就显得太“大写意”了。如余秋雨《寻觅中华》的概括：“有主张，少边界；有感召，少筛选；有劝导，少禁忌；有观念，少方法；有目的，少路阶。”总之，不是个人人可以参加的“游戏”。

试想，如果您整天学习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却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甚至连学而优则仕都没实现；而且您也没有经济实力过地主生活，亲近自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您只能“埋头苦干”“拼命硬干”地奔小康，没法儿“为民请命”。但佛教却能为您这样的普通人，解释生活和工作的意义，甚至是生命的意义。

我不是佛教徒，更没有参加任何教派。我生来就怀疑人间组织的纯洁性，尤其是目下各种各样组织的动机。鲁迅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我却不敢这么说。但对于中国人的组织，我心存芥蒂。

老实说，我不知道目下中国佛教的状况，也不了解中国佛教徒的生活，只是在媒体上常常听到和尚们圈钱很有本事。我只能把目光投向东面，看看日本佛教的情况。这不是“礼失而求诸野”。再说，佛法也无国界。

日本从中国接受佛教以来，连绵不断，时至今日，佛教依然是日本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主要内容。我说过，我不懂佛教。但我可以看人，看看人是怎么“弘道”的，“道”是怎么“弘人”的。

我看的这个日本人，叫平山郁夫。他是日本的日中友协会长，酷爱中国。为了和朋友们分享我了解的日本佛教，最后把我在《樱花与武士》里的一段文字抄录如下：

“在这里我最想提到的还是画家平山郁夫。我对平山先生的兴趣主要是他的经历：他是如何从遭受核辐射的病症里走出来而成为画坛巨匠的？特别是他追慕唐三藏玄奘的方式——因为要了解一个古代圣贤对现代人的影响，最好是了解一下一个现代人是如何从一个古代圣贤那里获得活力的。老实说，我与平山先生没见过面，我对他的了解也不多，更谈不上能对他的人和事有什么评论。但在我留学日本的几年里，平山先生一直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日本老师。

平山郁夫1930年生于广岛县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毕业于日本名牌大学，在县政府任要职。他十五岁时亲眼目睹了美军空投原子弹爆炸的场面，并受到了强烈的核辐射。严重的原爆症在他身上持续了两个多月。在医生已经对治疗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他却幸运地走出了死亡线。

平山先生22岁时于东京艺术大学毕业，留校当助教，但一直处于穷病交加的境地。在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时，他的收入还根本不能养家；更要命的是他还没有一件作品得到社会承认，看不到一丝希望。当时正值日本市民反美反战情绪高涨，于是有朋友建议他，作为原爆受害者，如果用他的原爆体验作画，一定会成功。但他拒绝了，他说自己不能利用被爆体验出名。

其间，他已经预感到死亡的阴影越来越近。一次，他要带学生去外地写生，医生说他如果去可能就回不来了，最终他还是把性命押上去了。途中，原爆后遗症的病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但他豁出命地前行。幸运再一次降临，他奇迹般地完成任务安全返回。更大的幸运是，他隐约地感到生命的活力，感到一丝希望的曙光——终于在不久后的一天，这一丝希望的曙光变得清晰，出现了骑着白马行进在取经路上的唐三藏玄奘。历经了十七年的取经之旅，玄奘从长安到印度把佛教经典带回中国，其间所蕴藏的痛苦、喜悦以及对了解宇宙之谜的渴望都等待着艺术家去发现、去体验。平山先生说，他是通过描绘玄奘的求法之旅进行自救的。结果，他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肉体，也获得了艺术生命。

描绘玄奘求法之旅的作品《佛教传来》，确立了平山先生在日本美术界的地位，也形成了他自己的艺术风格，并且还打开了走向佛教的纵深之路。平山先生前后百余次对玄奘求法之旅的不同路段进行考察体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感受玄奘那强烈的使命感、对环境的卓越洞察力、能够与不同民族交涉的非凡魅力以及对大自然的超强顺应力。为此，平山先生不仅付出了异乎寻常的精力，也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活力。其间，他陆续发表了大量关于佛教和丝绸之路的作品，其中的集大成者就是日本药师寺玄奘三藏院的壁画。

据说玄奘的求法之旅花了十七年，翻译带回的佛经花了二十年，合计三十七年；而平山先生的玄奘之旅已经走了四十多年，现在依旧执着地行进着。”

 

                             平山郁夫《佛教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