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敢于依法办案官员均仰仗英明君主

    君明法律严，君昏朝纲乱。

    历代都有老百姓津津乐道的，刚正不阿的清官，执法如山的严官。例如：包公包文正，狄公狄仁杰，海公海瑞，刘罗锅刘墉，等等。在我们传诵他们的时候，别忘了一个重要环节，这些著名大臣的身后，一定有一个贤明有作为的君主，如若没有贤明的君主撑腰，他们也很难执法如山。这就叫明君成就名臣，昏君豢养贪官。假如，这些名臣遇到软弱无能的昏君，进行不畏权贵的依法办案时，那就要倒霉了，最后一定会落得个“哑子漫尝黄连味，自家有苦自家知”的下场。甚至遭诬陷下狱抑或掉脑袋。

    下面仅举几例：

    西汉初年发生了一起重大案件。有人胆大妄为，偷窃了汉高祖庙中神座前的玉环。汉文帝对窃贼敢于盗祖庙大为恼怒。全国上下一致行动，很快盗贼就被抓到了。汉文帝下令把盗庙贼交给廷尉严加惩治。张释之依据西汉法律中规定的偷窃宗庙的珍宝、服饰、器物的条款，判处盗贼斩首示众的“弃市”刑罚。 
　　张释之把这个判决上奏汉文帝后，汉文帝勃然大怒，责问张释之：“这个贼无法无天，为非作歹，竟敢盗窃皇家祖庙中的玉环器物。我所以把此案交给廷尉去处治，就是要你严加惩处，判以灭族重刑。可是你却像办平时其它案子一样，只是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上报判处的意见。你这样处置他，怎么能够维护先帝高祖的尊严呢？再说也违背了我尊奉祖先，恭敬、孝顺的心意。” 
　　张释之看到汉文帝大发脾气，于是也脱帽叩头谢罪，口里却依然据理力争地辩驳说：“根据法律规定将窃贼判处‘弃市’就是最重的了。到底是判斩首弃市罪还是判灭族罪，应该按照罪行情节的轻重来定。现在要是对盗窃了宗庙中的玉环器物的贼就判以灭族罪的话，那么有朝一日，再有个胆大妄为的亡命之徒，若公然去挖掘祖庙，到那时陛下又将用什么刑罚来加以惩治了呢？” 
　　开明的汉文帝听后沉思不语，下朝后与太后商量，并接受了张释之的正确意见。

       就是这个开明有作为的汉文帝，创建了汉朝初年的文景之治！

       贞观元年（627年），大理寺少卿一职暂缺，太宗以为“大理之职，人命所悬，当须妙选”，经过认真考虑，乃命公直执法的戴胄担任此职。一次，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太宗皇后之兄）被召，未解佩刀而径直入宫，违犯了“卫禁律”，监门校尉当时没有察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监门校尉失职，罪当处死；长孙无忌误带佩刀入宫，判徒刑一年，以罚铜20斤赎罪。太宗表示同意。而戴胄却反驳道：“校尉不觉与无忌带刀入内，同属一时疏忽所致。陛下若念无忌有功，从轻处置，那么，不是本官所能管得了的。如果依据法律来处理，仅仅罚铜20斤，恐怕未必合理。”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人的法律，而是天下共同遵守的法律，怎么能够因为无忌是皇亲国戚，便可以不执行呢？”乃命重新议罪。封德彝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太宗欲从之。戴胄又说：“校尉因无忌而获罪，根据法律，处置应当从轻。至于说到他们的过错，其实是一样的。而现在这样的处理，一生一死，差别是如此之大。所以，我决然请求予以改判。”太宗于是免除了校尉的死罪。是年（贞观元年），戴胄升任尚书右丞，不久改任尚书左丞。当时尚书省不设尚书令，左仆射萧瑀免官，右仆射封德彝病卒，左、右仆射之职暂缺，政务全由戴胄和魏征两人处理。戴胄“处断明速”，繁杂的政务办理得果断而迅速，人们都认为，像这样称职的尚书左、右丞，从唐高祖以来，还是很少见的。未几，胄又兼领谏议大夫，与魏征轮流帮助太宗检点朝政之得失。

       正是有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明主，才会造就出戴胄这样的名臣。有这样的明主名臣配合，才会出现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

                                                                               东篱采菊fhx写于201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