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课后，学生们匆匆涌出教室奔向食堂。单只学习委员留了下来。那个女孩嗫嚅着，说有话对我说。我的心一动，本能的猜到她要说什么。马上期末考试了，而考试成绩将对学生们评奖学金产生重大影响。

    终于，她吞吞吐吐报出与她同宿舍的两个女孩的名字，要求我在分数上照顾。我忍不住问道：为什么？她更加不好意思：她们成绩本是不错的，去年的成绩就差一点。所以，今年。。。。。。我又问：你呢？她变得更加局促了：我家庭比较贫困，目前还欠着学校的学费，我努力打工，奖学金对我很重要。马上，她又补充道：老师，我只是说说，您不照顾也没关系的。我看出她的窘迫。这毕竟是个好孩子，尚且知道羞愧与尴尬，于是，我告诉她，我会考虑的，就让她走了。

    可是，该怎样考虑呢？我当然知道，奖学金对学生就意味着荣誉和切实的利益，对某些人的照顾，就是对全班其它学生的不公。可是，你能够单单谴责他们的世故吗？俗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为了儿子，三迁其宅，说得不都是耳濡目染的道理吗？多年来，学生被粗暴的浸淫在成人乌烟瘴气的虚伪中，早就历练的世故与圆滑，更可怕的是，他们稚嫩的人生观在这种熏染之下，早就固执的认为这就是世界的全部。有多少学生更是理直气壮的将这种所谓的“成熟”积极的加以实践。这个孩子懂得不好意思，已经很难得了。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就问另一位同事，学生有否向你要过分呢？没想到，她倒出一堆令我更加惊讶的事实。在作老师的第一年，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她与学生有着本能的亲近。她们像同龄的朋友一样，一起逛街，一起吃饭，一起谈笑。哪成想，临到期末，几个学生在同老年轻的老师亲密地吃过一顿饭后，突然说：老师，英语我要考90分，你看着办吧。我的同事听后，大受震动，原来，她们和我亲近，图的就是今天。以后，她开始有意和学生保持距离，可仍有学生不停的打电话，发短信找她，没事找事的套近乎，不胜其烦。

     看来，我今天的遭遇比起同事可谓小巫见大巫了，也许，我平时着力塑造的严格认真的形象把学生都“吓”着了吧。此时的我，无言以对，香港老师因为学生行贿而向当局举报的壮举我想都不敢想，可悲？有点。我觉得，要举报这件事首先没有受理机构，向谁举报呢？其次，如果我真的举报，立刻就会被周围投之而来的异样的眼光所湮没：神经病，大题小作，假正经。。。。。。而且，如果我最终不这样做。。。。。我犹豫着，问同事，那个要90分的学生，你给她了吗？她说：没办法，我凑了凑，给她了。

    一席话，我的正义感，豪杰之气立刻烟消云散：不如她们的愿，他们会不会在我的教学质量评分中出坏？当今的学校，学生才是真正的霸主，学校早把他们当上帝了，而老师是什么？真正的公仆——被教务处，督导组以及院领导的训诫紧紧纠缠的公仆。我该答应那女孩吗？我居然犹豫了。

    我恨我的犹豫，我甚至开始恨起自七岁起就不停模仿的这神圣的职业。至圣先师的光辉，反动如旧式军阀们对先生的礼敬如今都已如沉睡千年，刚刚出土的文物，一见光，便烟消云散了。教师已经沦为教育官僚的小学生，任其考核，任其训斥，师道尊严，统统抛却。

    我居然犹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