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愈膏盲疾赋》的叙事策略

摘  要：《左传·成公十年》病入膏盲故事中神秘化的梦境叙述，隐约表达了作者对晋景公杀害赵氏功臣之后的不满情绪。《愈膏盲疾赋》是以《左传》膏盲故事为依托的赋体虚构，因其情节的均衡、语气的含混而导致意绪的摇摆、内涵的丰富，并引起读者对赋家情绪理解的歧义。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愈膏肓疾赋》与柳宗元的其它赋体作品是相融相合的，它们或多或少具有《愈膏肓疾赋》的一些特征：于琐细而寓国事、假典故以论大道、因对比以为讽颂、驱鬼神而衬志意。

关键词：柳宗元；《愈膏盲疾赋》；《左传》；膏盲；叙事策略

在“有唐三百年间首屈一指”[1]P313的辞赋大家柳宗元的作品里，《愈膏盲疾赋》并不引入注目。寂寥的言论里要么说它“肤浅不类柳文”（晏殊语）[2]P63，要么说它为柳宗元少时所作。近日《文学遗产》刊登一则专门的札记《〈愈膏盲疾赋〉不是伪作》，意在驳“伪作”之说，不过与怀疑论者一样也没有确切的依据[3]，倒是文中提到的柳宗元对“膏盲”典故的修改问题值得关注。此前韩国学者洪承直曾以《愈膏盲疾赋》及《乞巧文》为例探讨过柳宗元的“古为今用”问题。[4]其实这个问题既关这篇赋作的叙事策略，也涉及文、史叙事的普遍状况，并可关联到柳宗元相似作品的艺术技巧问题。所以本文拟从叙事的角度，探究柳宗元对“膏盲”典故的变更策略及其隐含的志意情怀，然后考虑从艺术的角度观察《愈膏盲疾赋》与柳子其它作品的相融性。

一、《愈膏盲疾赋》故事的本源与变异

《愈膏盲疾赋》的故事框架源于《左传·成公十年》，原文如下：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左传·成公十年》）[5]P853

这个病入膏盲的故事至少包含这样一些具体的片断：晋侯梦大厉（A）、晋侯召桑田巫（B）、晋侯求医于秦（C）、晋侯梦二竖子（D）、医缓为晋侯看病（E）、晋侯使甸人献麦并杀桑田巫（F）、晋侯如厕而卒（G）、小臣梦负晋侯登天因以为殉（H）。涉及的角色有晋侯、桑田巫、医缓、梦中大厉、梦中二竖子、小臣、甸人、馈人（御厨）等。整个故事的中心指向应该是关于晋景公之死的问题。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把《愈膏盲疾赋》全文也录在下面：

景公梦疾膏肓，尚谓虚假，命秦缓以候问，遂俯伏于堂下。公曰：“吾今形体不衰，筋力未寡，子言其有疾者，何也？”秦缓乃穷神极思，曰：“夫上医疗未萌之兆，中医攻有兆之者。目定死生，心存取舍，亦犹卞和献含璞之璧，伯乐相有孕之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处埏；疾之遇臣，如金之在冶。虽九窍未拥，四支且安；肤腠营胃，外强中干；精气内伤，神沮脉殚；以热益热，以寒益寒，针灸不达，诚死之端。巫新麦以为谶，果不得其所餐。”

公曰：“固知天赋性命，如彼暄寒，短不足悲，修不足欢。哂彼医兮，徒精厥术，如何为之可观？”医乃勃然变色，攘袂而起：“子无让我，我谓于子：我之技也，如石投水，如弦激矢，视生则生，视死则死。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国不理。巨川将溃，非捧土之能塞；大厦将崩，非一木之能止。斯言足以喻大，子今察乎孰是！”

爰有忠臣，闻之愤怨，亡废寝食，擗摽感叹：“生死浩浩，天地漫漫，绥之则寿，挠之则散。善养命者，鲐背鹤发成童儿；善辅弼者，殷辛夏桀为周汉。非药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乱。丧亡之国，在贤哲之所扶匡，而忠义之心，岂膏肓之所羁绊？余能理亡国之刓弊，愈膏肓之患难，君谓之何以？”医曰：夫八纮之外，六合之中，始自生灵，及乎昆虫，神安则存，神丧则终。亦犹道之紊也，患出于邪佞；身之惫也，疾生于火风。彼膏肓之与颠覆，匪药石而能攻者哉！”　　

因此而言曰：“余今变祸为福，易曲成直。宁关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为干橹，以信义为封殖，拯厥兆庶，绥乎社稷。一言而荧惑退舍，一挥而羲和匪昃。桑谷生庭而自灭，野雉雊鼎而自息。诚天地之无亲，曷膏肓之能极？”医者遂口噤心醉，跼敛茫然，投弃针石，葡匐而前：“吾谓治国在天，子谓治国在贤；吾谓命不可续，子谓命将可延。讵知国不足理，疾不足痊。佐荒淫为圣主，保夭寿而长年，皆正直之是与，庶将来之勉旃！”[2]P65

不难看出，这篇赋的情节总体而言包含“景公梦疾膏肓”、“秦缓候问”两大场景。前者是引子，后者才是主体。这个主体部分包括景公与秦缓、忠臣与秦缓之间各两个回合的辩对。两相对照，就会发现，赋的主体部分大略对应于史中E环节——秦医缓为晋侯看病。但实际上《左传》中没有任何赋中所述的辩对的记载，景公对秦缓的哂笑甚至与晋侯对医缓“良医”的评价相违背。史中其它A、B、C、D的环节都缩到赋的引子里了，而F、G、H的环节则完全省掉了。另外，赋中相应地省去了梦中大厉、梦中二竖子、小臣、甸人、馈人等角色，桑田巫也只是间接被提及。当然，赋的篇幅在史的两倍以上。相对于史而言，赋中辩对的中心指向是膏盲之疾可否有救，衰亡之国能否治理的问题，而不是景公之死本身。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比较容易看出的文本之间大体情节与中心指向的差异。

二、《愈膏盲疾赋》的叙事策略与阐释空间

但中心指向并不等同于中心意蕴，仅凭大体情节也无法分辩出作者寄寓在文本中的具体而细微的情思意绪。以《左传》中的这段文字为例，虽然其中心指向可以断定为景公之死，但客观上留给我们很多的观察视角与很大的阐释空间。我们可以从景公自身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他的是非得失，也可以以医缓为论议的对象，还可从桑田巫的角度、小臣的角度、乃至故事背后的赵氏功臣角度来探究这一历史事件，甚至还可以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分析膏盲之疾究为何物，可否有救的问题。即便从景公自身的角度，对其是非得失的评价也不会是唯一的答案。那么《左传》的作者对景公之死究竟是怎样的态度？史书的编撰容许编撰者这种个人主观的态度与倾向存在吗？

首先要说的是史书中可以寄寓作者褒贬这是自孔子撰《春秋》以来的习惯作法，现代新历史主义更明确告诉我们：史书不等于历史本身。“历史事件首先是真正发生过的，或据信真正发生过的，但已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的事件。”为了将其作为思辨的对象来建构，它们必须被叙述，而“这种叙述是语言凝聚、替换、象征化和某种贯穿着文本产生过程的二次修正的产物。”（怀特《评新历史主义》）[6]P100、101因此，“历史首先是一种言语的人工制品、是一种语言运用的产物。”（怀特《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7]P46既是人工制品，就难免人为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往往就在语言的运用中产生。“在历史话语中呈现出的事实之存在与存在的方式是为了对该陈述有意支持的那种阐述给予肯定”。（怀特《历史主义、历史与修辞想象》）[6]P186语言构造如何赋予事件意义呢？在怀特看来：“历史的语言构造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构造形式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6]P161历史事件作为原材料，是杂乱而中性的，历史学家用特殊的情节结构对历史进行编码后，历史才有了生命。“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历史学家可以对其进行随意的情节编织，像小说和戏剧中的情节编织技巧所做的那样“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使之成为故事。这样，“多数历史片断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来编织故事，以便提供关于事件的不同解释和赋予事件不同意义。”（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6]P163

回过头来仔细看看《左传》中的这段文字，并把它放回到与晋景公相关的所有事件的背景中，我们就会发现它的中心意蕴存在于以晋景公杀赵同、赵括为前因的，由三个梦组成的，互为关联的不义而报的因果链里，其中小臣以言梦自祸既是这因果链的末端环节，也自为因果。简单地说是作者不满于晋景公杀害赵氏功臣之后，不过这种不满情绪（也许还包括对对景公庸碌一生的评价），不是直接表述出来，而是通过对有关景公不得善终的传闻的津津乐道委婉曲折地加以传达。这种道德化与神秘化的叙述其实也是《左传》中惯常使用的手段。在《左传》里，道德的因素被当作影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并伴随有占卜、梦境、天象等神秘暗示，其间还多少混杂有臆测或虚构。这种叙述方式当然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有关，但多少也应该有叙述者主观的安排。其实只要将不同史书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的记载加以比较，就会比较容易地看出这种主观倾向来。《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氏被灭与赵武复立，便全采战国传说，而与《左传》、《国语》不同，后来的史学家便认为它“不足为信史”。（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鲁成公八年(前583年)条。又，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三晋景公三年条亦认为，此事“妄诞不可信，而所谓屠岸贾、程婴、杵臼，恐亦无此人也”。）但偏偏是它小说般曲折的情节与感人的道义，吸引着千千万万的读者，到宋元之际还被改编成剧本“赵氏孤儿”，并从此广为流传，妇孺皆知。

历史尚且可以有叙述的策略与阐释的空间，不求历史真实的文学就更不用说了。上文讲到，《愈膏盲疾赋》中辩对的中心指向是膏盲之疾可否有救，衰亡之国能否治理的问题，但具体的倾向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有分歧了。郭维森、许结先生认为：“其赋用对话体叙事说理，以医喻政，表现了一种积极用世精神，即使‘病入膏肓’，亦非‘不治之症’，这正是永贞革新人士的主张。医言：‘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国不理。巨川将溃，非捧土之能塞；大厦将崩，非一木之能止。’而忠臣则不以为然，以为‘丧亡之国，在贤哲之所扶匡；而忠义之心，岂膏盲之所羁绊’？以‘拯厥兆庶，绥乎社稷’为心，大有一往无前的气概。”[8]P436翟满桂先生、刘瑞明先生的观点也属“积极用世”论。翟先生说：“《愈膏盲疾赋》其意是以治病喻治国。他利用《左传》中‘病入膏盲，不可救药’这个古老的故事，加以自己的艺术创造，巧设医缓与忠臣的问答，抑彼扬此，借以表达自己不认为‘膏盲之疾不救，衰亡之国不理，巨川将溃，非捧土之能塞；大厦将崩，非一木之能止’，而相信‘丧亡之国，在贤哲之所扶匡；而忠义之心，岂膏盲之所羁绊！’相信‘善辅弼者，殷辛、夏桀为周、汉’。也就是说，在一种颓势的面前，不应当听任时运的摆布，偷生苟且，无所作为，而应当尽其在我，相信人力，力挽狂澜，以期‘变祸为福，易曲成直’，达到‘拯厥兆庶，绥乎社稷’的目的。这是一种多么积极、顽强、可贵的精神啊！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当永贞革新失败之后，他在自己备受排摈打击之时，仍然坚守不渝。九死终未悔，守道甘长绝，这尤为动人。”[9]P206这是饱含感情的论说。刘先生说：“《愈膏盲疾赋》内容正如题解所言，是就《左传》著名的“膏盲”典故而论治国之理，与柳宗元许多文章所反复申述的一致。又《论语·泰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尽心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一般贤良忠臣奉行的原则。而《愈膏盲疾赋》却对此另提出一个补充而提高的思想境界：在‘穷’的境遇下也要求‘达’；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使桀纣那样的昏君治国。这就是柳宗元所景仰的《离骚》的精神：‘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末悔。’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3]总而言之，这都是倾向于膏盲之疾有救，衰亡之国能治的积极用世态度与情感的。但洪承直先生与此相反，在他看来，《愈膏肓疾赋》“主要内容是晋景公、秦缓和景公之臣之间互相论争，始终以膏肓之疾与衰亡之国相比，隐约表现他的绝望与悲愿之感。如此‘parody’之主要目的就是处在不容易直叙胸襟的情况，为了避免口舌或者笔祸，借用古代原本，间接、婉曲表明自己的预感和主意。”[4]还有刘梦初先生与之近似的观点：“借医患双方的对话，以‘膏盲之疾不救’，来说明‘衰亡之国不理’的道理。从而巧妙地对为政者发出了警示。”[10]不过落脚点在于警示为政者而非个人意绪尤其处世态度。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分歧呢？除了普遍情感与人性的复杂性、多变性之外，文本本身情节的均衡性、语气的含混性及由此引起的意绪的摇摆性应当是根本症结。当然还包括作家经历的特殊性、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之类外围的因素。

《愈膏肓疾赋》的主要情节是景公与医缓、忠臣与医缓之间各两个回合的辩论，从外在形制来看，是针锋相对的，也是平均使用笔墨的，你至少无法从篇幅上判断出辩者的胜负与作者所在的立场。就道理而言，这个辩题本身也还有些弹性空间，两方看起来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更关键的是，赋中用词与语气往往给人以不确定之感。比如景公所言“晒彼医兮，徒精厥术，如何为之可观？”中“厥术”究竟指什么？忠臣所言“诚天地之无亲，曷膏肓之能极？”确切的意思是什么呢？医缓最后所言“皆正直之是与，庶将来之勉旃！”真实的态度到底又是什么？这些犹疑的词句与含混的语气让我们很难简截明了地断定这篇赋究竟表明了作者怎样的意绪情怀。也许他本身就是犹疑而含混的，既有希望的情绪也有无望的意念，或许中和一点说是无望中保有希望的情愿。在笔者看来，这中间也许还有前途无望、大厦将顷的苦闷，直道守节、虽死不回的执着，处身卑污、久当自明的信念与材为世用，道行于时的期冀。

如果说历史叙述要本于“真正发生过的，或据信真正发生过的”（见上文）事件因而有所限制的话，文学叙事相对而言就更加自由了。《愈膏肓疾赋》的叙事策略，除了情节的均衡与语气的含混外，还包括人物的添加与设置、语词的铺排与典故的运用。而情节的均衡又是通过取舍、删并甚至虚构的手段而得来的。

洪承直与刘瑞明两先生都具体分析过《愈膏肓疾赋》对《左传》文本或“膏盲”典故的增删与变异情况，对本文的写作不无启发，不过上文的分析已经暗示我们，这不是一个注重原本的改造问题，而是全新的带有寓言性的虚构。不过是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背景的虚构。有点象前有内序（笔者称问答体赋首文字为内序，以便与赋前独立的“外序”区分。详见笔者学位论文《〈历代赋汇〉赋序研究》。）[11]并假托古人以设名的赋体作品。如田艺蘅《错言赋》（楚襄王、唐勒、景差、宋玉）、傅毅《舞赋》（楚襄王、宋玉）、陈山毓《七夕赋》（楚襄王、宋玉）、谢庄《月赋》（陈王、仲宣）、陆云公《星赋》（汉武帝、司马迁、司马相如）、汪莘《月赋》（唐太宗、房玄龄）之类。因此赋首文字相当于内序式的引言，只不过因为大家熟知这个典故的原因将相关的对话与情节省掉了，而主体部分实际上是作者自己虚构的。如刘勰所言，内序最基本的功能在于“首引”，在于“建言”，也就是引导出赋的大段铺陈。而问答的形式与人物的设置则为赋体作品提供了一个叙事的框架、建立了一个辩论的舞台。于《愈膏肓疾赋》而言，整体上均衡而又矛盾的结构编排，与医缓两相对立的“忠臣”人物的设置，都影响着叙述意义的构造。有利于传达出作者极其复杂矛盾的人生体验。

语词的铺排与典故的运用也是赋体文学从其源头纵横家散文流传而来的特性，这种“夸夸其谈”的纵横气息，既可以让论争更为饱满，也大大增加了赋作的声辞效果。试看“忠臣”说的一段话：“予今变祸为福，易曲成直。宁关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为干橹，以信义为封殖，拯厥兆庶，绥乎社稷。一言而荧惑退舍，一挥而羲和匪昃。桑谷生庭而自灭，野雉雊鼎而自息。诚天地之无亲，曷膏肓之能极？”四六相间，两两相对，连用“荧惑退舍”、“羲和匪昃”、“桑谷生庭”、“野雉雊鼎”四个典故而一气呵成。这四个典故都是用来说明“宁关天命，在我人力”的。“荧惑退舍”讲的是宋景公当政时，火星（即荧惑）犯“心宿”，认为是天将罚宋的预兆。于是宋景公说了三句怜惜臣民的话，火星当晚就离开了“心宿”，解除了灾祸。“羲和匪昃”讲的是楚国鲁阳邑公为保卫臣民，抗击韩兵而挥戈喝令落日返回的事。“桑谷生庭”与“野雉雊鼎”都与殷高宗有关，都讲殷高宗看到不祥之兆后修政行德，殷道因此得以复兴。辩对双方都是通过这样的铺陈来增加自己的气势与信心的。天命与人力孰轻孰重，从来就没有唯一而确切的答案。主观能动性的强调必然正视客观必然性的存在，反之亦然，《愈膏肓疾赋》的魅力也许正在于此。

三、从艺术的角度看《愈膏盲疾赋》与柳子其它赋体作品的相融性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愈膏肓疾赋》与柳宗元的其它赋体作品是相融相合的，它们或多或少具有《愈膏肓疾赋》的一些特征：于琐细而寓国事、假典故以论大道、因对比以为讽颂、驱鬼神而衬志意。

在柳宗元笔下，尸虫、曲几、蝮蛇、王孙、伏神之类琐细之物与平常之事都能用来传达自己对君国事务的关注、对社会人情的爱憎与对宇宙人生的思考。《骂尸虫文》以尸虫隐喻朝廷中暗藏的告密者。先斥其隐形潜身，以“潜窥默听”。其次揭露它颠倒是非的邪曲本性：“以曲为形，以邪为质。以仁为凶，以僭为吉。以淫谀谄诬为族类，以中正和平为罪疾。以通行直遂为颠蹶，以逆施反斗为安佚。”再骂它欺下诳上，唯利是图：“谮下谩上，恒其心术。妒人之能，幸人之先。利昏伺睡，旁睨窃出。走谗于帝，遽入自屈。幂然无声，其意乃毕。求味己口，胡人之恤！”再骂它朋比为奸：“彼修蛕恙心，短蛲穴胃。外搜疥病，下索瘘痔。侵人肌肤，为己得味。世皆祸之，则惟汝类。”然后请良医施术，尽灭此类：“良医刮杀，聚毒攻饵。旋死无余，乃行正气。”接下来一段照应序文，说天帝聪明正直，巧能之辈未必能得逞。“帝之聪明，宜好正直。宁悬嘉飨，答汝谗慝。”就这样借荒诞无稽之物，而成就了这篇新颖别致之赋。《斩曲几文》则借斩断曲几的话题，伸张正直的做人之道。文章开始说以端正挺直的木材制为栋梁，可为圣主建设家国，制为木几，可为君子依凭辅德。但后人“不师古式”，制作曲几，奇形怪状，使人“支不得舒，胁不遑息”，徒乱人意。然后追溯曲几的原料，是“禀气失中，遭生不完”的邪恶之木，自然只能制成不祥之器。然后类比人道，“人道甚恶，推曲为先”，说人道之恶，也以邪曲为先，与恶木盗泉实为同类。文章最后说：“今我斩此，以希古贤。谄谀宜惕，正直宜宣”。要斩此曲几，以宣扬正直。其它如《憎王孙文》直接影射中唐革新人士与保守派的斗争。《宥蝮蛇文》以蛇为喻，表达对于恶人加以严防、远离的态度，同时表现了作者对于恶人所怀有的一份悲悯之心，并隐约表达对“造物主”的不满。《辩伏神文》由揭露假药害人而延伸至对所有虚假东西的厌憎。

洪承直先生曾以《愈膏肓疾赋》和《乞巧文》为例撰文探讨柳宗元“古为今用”的问题，说一是凭众人皆知的膏盲故事，隐约表明自己不敢直言的绝望与悲愿，一是以强烈的反语讽刺世人之“巧”，以表明自己要坚守“拙”道。而“古为今用”（他使用英语“parody”一词来指代。）的具体方法是“作者效仿、改作、变形、应用某种已往东西而作出某些作品”。[4]这种广义的古为今用的方法其实是比较常见的，不过洪先生所举的篇目尤其《愈膏肓疾赋》是比较独特的。其它如《吊苌弘文》、《吊屈原文》、《吊乐毅文》等骚体吊文，无一不是借古喻今、借人写己。古体中《佩韦赋》由“西门豹佩韦”而引发，更大量运用故实。中间称引古人之处，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其中称引的古人，涉及柳下惠、孔子、蔺相如、郑国游吉、鲁国曹沫、赵国阳处父、陈大夫泄冶、郑国子家、李斯、项羽、宋义、汉朝朱云、陈咸、李固、西周徐偃王诸人，也算得上别致了。

对比也是柳宗元赋中常用的手法。《瓶赋》以井瓶与鸱夷对比，说鸱夷使人“视白成黑，颠倒妍媸。己虽自售，人或以危。几众亡国，流连不归”，而陶瓶“清白可鉴”，“利泽广大”，“功成事遂，复于土泥”。两相对比，爱憎分明。《牛赋》则将牛与羸驴对比，说牛“利满天下”，而“功用不有”，竟不免刳骨剖肠，为缄滕俎豆之用；驴因为“善识门户”，“曲意随势”，“不耕不驾”而能“藿菽自与”，“出入轻举”而能“终身不惕”。 悲愤与不平之情显而易见。《憎王孙文》以猿群比王叔文政治集团，以王孙群比在朝宦官、旧官僚，也是在对比中显爱憎。说“猿之德静以恒，类仁让孝慈。”而“王孙之德躁以嚣，勃诤号呶，唶唶强强，虽群不相善也。”一边是安静平和，仁爱礼让，长慈幼孝，一边是叫嚣暴躁，既不安份，又喜吵闹，虽然是群居为生，却又各不相让。《哀溺文》也用对比：善游之氓与其他人相对比，善游之氓“尽力而不能寻常”，其他人“立岸上呼且号”；善游者前后对比，善游却溺死。究其原因则是身持大货而不舍之故。这样一来，讽刺贪财之意也更加彰显了。《乞巧文》则从四方面以世人之“大巧”与个人之“大拙”进行对比，以揭露“世人”投机取巧、善于逢迎、巴结权贵、追名逐利的丑态。

柳宗元还善于把传说与神话题材引入辞赋。《愚溪对》借梦中与溪神的问对来抒发志愿。赋的前一部分，写溪神托梦于柳子，举“恶溪”、“弱水”、“浊泾”、“黑水”之实，以证自己名实不符，请革愚名，后半部分极写作者自身之愚。这篇假托之辞意在表达自己的幽愤情怀与孤傲心性。在《乞巧文》的中间部分，写梦中的“青袖朱裳”使者向柳子传达织女星的答复：“凡汝之言，吾所极知。汝择而行，嫉彼不为。女之所欲，汝自可期。……坚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为大，失不汙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这其实是作者用曲笔写的自白。《逐毕方文》是声讨火神毕方的骚体文。元和七年、八年夏永州多火灾，民间传说是火神毕方所为，于是作者撰文声讨毕方。柳宗元并不相信鬼神，这篇文章不过是顺应民间传说，以表现与民同忧的襟怀。

结  语

朱光潜先生论到美的主观性时说：“物甲是自然物，物乙是自然物的客观条件加上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而产生的，所以已经不纯是自然物，而是夹杂着人的主观成份的物，换句话说，已经是社会的物了。美感的对象不是自然物而是作为物的形象的社会的物。”（《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12]P21，同样道理，完全不带主观成份的历史是根本不存在的，历史原貌一经记录就夹杂着主观成份（实为复叙），再经采摘编辑（实为转述）就会更加走样。走样的程度与叙述者对所叙之事及叙事活动本身的态度有关。与历史编撰相比，文学创作的主观性尤为明显。对柳宗元《愈膏肓疾赋》与它所依托的《左传·成公十年》“膏肓”典故的探讨，不仅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这两个文本的中心意蕴及其叙述策略，也让我们更深切地了解到文、史叙事的普遍状况，并进而关注到了柳宗元赋体作品的相关特性。说明这篇不太引人注目的作品也有它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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