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从书场中淘了套《洋场百年》，看了很有意思。上海滩的确是一把近代中国的钥匙，从军事、外交、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经商贸易，连同它近百年发展的格局，一直是旧中国的缩影，它是一部狂想曲，一个冒险家的乐园，一个个从鬼门关上抢财富的神话在这里演绎成现实。

    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上海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开始对外开放。

    翌年11月8日，英国派上海领事巴富尔向上海清政府提出将黄埔江岸的泥滩作为英侨使用的“居留地”。清政府认为这一不被人们看重的泥滩，正好是“水上长城”，将“夷性犬羊”的外国人与“生性刁滑”的上海人隔离开，于是，在1845年11月，以上海道名义，公布了《上海土地章程》，从此有了面积830亩的“十里洋场”。

    由于租界初为外国人所居，当时对外国传入的事物，每用“洋”字相称，所以将外国人管辖的租界地称之为“洋场”，葛元煦著《沪游杂记》亦谓：租界在沪城东北。周十余里。”由此，文人笔下开始出现“十里洋场”之词，晚清著名小说家吴妍人撰《胡宝玉》一书中就写有此名词。“洋场”也成为上海租界或租界中心的代名词，袭用下来。

    上海人最初带着半是鄙夷半是好奇的态度对待洋人。他们称租界为“彝场”，显然带着传统的轻蔑“四夷”的味道。最初几天，洋人成为全城注目的地方，上海人像参观博物馆一样来到上海领事巴富尔租借的上海商人姚书平的巨宅，他们从楼上走到楼下，注视着白种人日常生活最琐细的细节，第一次看见西方人拿刀叉、洗脸、修面、阅读和睡觉。

    最初来到黄埔滩的洋人都很年轻，他们富有冒险精神，长得结实，几乎没有人是已婚的。他们不习惯“日出而作，日落后息”的中世纪生活方式。每天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是他们带殖民地型的经商办公时间。大半下午逍遥无事，便端着血色的威士忌，坐或站在洋台上眺望黄埔江的风景，十几道美味佳肴下肚，加上威士忌在血液中燃烧，他们总感到有些过剩的精力要宣泄。于是便去散步、跳舞、打猎。好动的天性使他们不满足，想要找个地方跑跑马，在东方的土地上重温骑士的梦想。随着跑马的次数增多，路面也逐渐垫平加宽，早先那里并没有路名，中国人常见外国人跑马，便把那条跑马的大道叫“马路”。西方人的生活方式通过十里洋场开始移植到中国的第一都会。

    以后租界面积逐渐扩大，英美租界扩大后合并为公共租界，全部面积44333亩，改称“上海国际租界”，从此大上海的命运操纵在众多殖民者手中，法租界经三次扩大到15150亩。

    洋场是“国中之国”，设置了从行政、司法等一整套机构，武装部队及巡捕一万余人，此外，还有大批军舰停泊在黄埔江，随时准备对中国施加威胁。

    十里洋场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剧场，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

    一百年来，几乎近代中国所有的重要人物，都在这里成为角色，登台表演。李鸿章、李秀成、盛宣怀、胡雪岩、虞洽卿、黄楚九、哈同、孙中山、邹容、陈独秀、宋氏家族、蒋氏父子、毛泽东、周恩来、鲁迅、史量才、荣氏兄弟、刘海栗、梅兰方乃至李士群、汪精卫、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等，一颗颗星辰在黄埔江上耀眼地划过，人的品质与生命力发挥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