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豆汁记》到《三岔口》，叶广芩讲起家族秘史来，用的都是那种絮絮叨叨的语调。用笔看似散漫随意，无所用心，其实别有其独到和老道之处；加上那种运用起来游刃有余的京腔京韵，就使得她的文章读来，有一种特别舒爽特别上口的行云流水似的感觉。

    在《三岔口》中，叶广芩将叙事的焦点放在家族中的三个男人身上：我父亲和姑爸爸家的两个儿子：大连、小连。讲他们在风云际会的大革命时期，和改朝换代的历史紧要关口——相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他们各自的人生“三岔口”。这就难怪叶广芩独具匠心地把小说要命名为“三岔口”了——他们出自于各自性情的人生选择。而他们的性情又无不折射出他们那个阶层的人共有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即长期以来为人们所诟病的“八旗子弟”的性格特征。

    “我父亲”呢，明显是个大写意型的人，痴迷于艺术，痴迷于风光名胜，痴迷于口腹之欲，对除此之外的一切俗世事物都不上心。小说中是红军要他举办美术培训班，如果是白军提出这样的要求呢？相信他也会答应的。因为这样他就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能表现自己的艺术才能。他对政治的疏离和漠然，达到了那种麻木不仁的境地。或许这是他在乱世之中的全命之策，或许源自于他灵魂深层的某种东西，作家没有刻意表现出来。但他的这种对待政治的态度，其实在“八旗子弟”中是很典型的。这就直接导致了他在后来的红军撤退时，没有像他的外甥小连那样跟着红军走，也就决定了他今后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无所建树。

    小连呢，或许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诠释“八旗子弟”的好色和不敢担当。他小小年纪就搞大了街头药铺掌柜女儿的肚子，然后跟着“我父亲”下江南，溜之大吉。到江南后，又迷上了红军漂亮的女战士吴贞。正是因为这吴贞，他才加入了红军的队伍，也因之在建国后，混得了一个高级干部的身份。当了高级干部后，好色的本性依然不改，身边走马灯似的换女人。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当时景德镇驻扎的是白军呢？白军里恰好有个漂亮的姑娘呢？他很可能会加入白军的。说不定后来会被解放军赶到台湾去呢！没有信仰的人生，就是如此。一切都是由着性情的，一切都是由着一时冲动的。赶巧了，可能前途一片光明，赶不巧，就可能堕入黑暗的深渊。

    大连呢，则全然是另一种人生图景。北平解放后，人民政府接收了他这个旧政府遗留下来的所谓“录事”，但他懒散惯了，却不适应新政府的纪律约束和事必躬亲的生活作风，找机会辞职不干了。没事可干后，自然口袋拮据，就到亲戚故旧家蹭吃蹭喝，招摇撞骗，只落得个大家都不待见的下场。后来呢，很自然的，滑入了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的泥沼，成了一个不起眼的爪牙，明显是那种干坏事也坏不到哪里去的角色。最终沦为人民专政的阶下囚。文章结尾部分，作家在写姑爸爸探监那个细节时，显然是深有用意的：已经年届五十的大连，见到自己的娘老子时，竟然像个孩子似的撒娇：张着嘴巴等着娘老子喂他吃食。在心智上，在情商上他显然是个永远也长不大的、随时张着嘴巴作出嗷嗷待哺状的孩子嘛！这样的人，在铁杆庄稼完了后，能挺直腰杆生存下去吗？很值得人怀疑的。由是，存在于“八旗子弟”性格和灵魂中的劣根性，被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出来。（赵永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