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联邦基金率在美国的宏观调控中出尽了风头，它们的准备率基本没有变化，再贴现率只是跟在联邦基金率后面转悠，唯有联邦基金率在那儿0..25%地上串上跳。它有效地调节了美国、甚至世界经济的运行，因此有必要对联邦基金率有个深入的了解。

 
    所谓联邦基金率是指美国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其最主要的是隔夜拆借利率。这种利率的变动能够敏感地反映银行之间资金的余缺，美联储瞄准并调节同业拆借利率就能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并且将同业拆借市场上的资金余缺传递给工商企业，进而影响消费、投资和国民经济。尽管，对联邦基金率和再贴现率的调节都是由美联储宣布的，但是，其方式则有行政规定和市场作用之分，其调控效果也有高低快捷的很大差别，这也许这正是联邦基金率逐渐取代再贴现率，发挥调节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作为同业拆借市场的最大的参加者，美联储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调节同业拆借利率的能力的，因为它能够调节的只是自己的拆借利率，所以能够决定整个市场的联邦基金率。其作用机制应该是这样的，美联储降低其拆借利率，商业银行之间的拆借就会转向商业银行与美联储之间，因为向美联储拆借的成本低，整个市场的拆借利率都将随之下降。如果美联储提高拆借利率，在市场资金比较短缺的情况下，联邦基金率本身就承受上升的压力，所以它必然随着美联储的拆借利率一起上升。在市场资金比较宽松的情况下，美联储提高拆借利率，向美联储拆借的商业银行就会转向其它商业银行，听任美联储的拆借利率孤零零地“高处不胜寒”。但是，美联储可以在公开市场上抛出国债，吸纳商业银行过剩的超额准备，造成同业拆借市场的资金紧张，迫使联邦基金率与美联储的拆借利率同步上升。因为，美联储有这样干预市场利率的能力，其反复多次的操作，就会形成合理的市场预期，只要美联储提高自己的拆借利率，整个市场就会闻风而动，进而美联储能够直接宣布联邦基金率的变动，至于美联储是否要辅之以其它操作手段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相比较而言，再贴现率的变动只能影响那些要求和符合再贴现资格的商业银行，再通过它们的超额准备余额影响同业拆借利率，因为能够获得再贴现资金的商业银行有限，且从理论上讲，这些资金不能拆出牟利，这就阻断了再贴现率下降的扩张性效应。同样再贴现率的上升，还款的商业银行未必很多，商业银行超额准备的紧张也比较有限，其紧缩性效应也难以完全作用到位。在这个意义上，美联储运用再贴现率不免有些隔靴蚤痒，远不及调节联邦基金率那样直接有效。这就给我国以重要的启示，完善我国中央银行对同业拆借利率的干预、调节乃至决定，在调控，而不是稳定金融的意义上，甚至比发展再贴现还要重要。

 

 

    通常来说，美联储定的利率是指联邦基金利率，是货币政策主要运用的手段之一。简单地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即商业银行间的隔夜拆借利率，它直接影响银行向个人或企业的放贷利率，从而影响消费与投资以及整体经济形势。美国对住房价格的调控主要是依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调节联邦基金利率来实现的。每个银行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可以自定，但由于联邦基金利率对其筹集资金的成本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呢，存贷款利率是受到联邦基金利率的很大制约。

    而中国的利率呢，通常是指“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个利率是全国的金融机构都要遵守，换句话说是全国一致的，你在任何一家银行的同期存贷款利率都是一样的。

    至于两者的作用，供求和利率向来是相互影响。实际操作中，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多年来成功的利率设置保持美国经济长期扩张，也可以说是利率控制供求。而换个角度看，市场供求的情况自然也影响利率的制定。所以，我认为说用前者控制后者或反之，都是不对的。供求说到底还是整体经济形势，各行各业具体的发展情况，信贷制度是否完善等等决定的，当然利率对于银行集资和放贷成本上的考虑，以及企业或个人集资的成本造成被动的制约，对“供求”也有相当影响。

 
    然而，利率也有市场化的特性，市场经济成熟，金融银行体系发达健全的地区，往往利率反映市场供求的现实比较真实，反之，对于我国目前金融、银行体系尚未成熟稳健的情况下，利率对于供求情况的反映是有较大偏差的。

    另带一句，从定义看，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比较像LIBOR,就是所谓的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类比可得出SIBOR(新加坡）,HIBOR（香港）,在中国，同一性质被称为(SHIB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