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我的父亲高昌华

     高言明

每当回忆起我的父亲高昌华，我的心情总是跌宕起伏难以平静。父亲高昌华原在贵州大学任教，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调到云南省昆明工学院任体育教研组主任，教授，云南省体委委员，国家级体育裁判，云南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民盟成员。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1969年3月20日被迫害致死，距今已整整50周年。现在回想50年前的往事就像刚刚愈合的伤口又被重新撕开一样的疼痛，因为父亲是饱含冤屈离我们而去的！  

父亲生前是一个对共产党满怀崇敬和感恩的知识分子，这与他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记得父亲生前常给我们讲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腐败和黑暗，民众普遍不满。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又深得人心，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用他的亲身经历教育我们，说过去为了生活，不得不四处闯荡，没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解放后，得到党和政府的极大关怀，有了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相对较高的生活待遇和许多荣誉。1959年还受邀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的纪念活动，光荣地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这使得他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拥护共产党，常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高昌华的今天”，经常说我们是 “生在福中不知福”。为了报答党的恩情，他在工作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总是吃苦在先。由于工作性质，经常日晒雨淋，长期的劳累，积劳成疾。1962年他的双腿出现严重的风湿关节炎，以致行走和站立都出现困难，已近下肢瘫痪，组织上安排他到医院治疗，病情稍有好转，又安排他到贵阳花溪疗养院疗养，党组织的这一切关怀，他都深深地记在心里，并嘱咐我们要好好学习，将来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由于父亲的历史清白，工作上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同事、朋友只要有求于他，他总是乐于助人，他常说一句话，别人开口求助，对人家来讲是很难启齿的一件事，向我寻求帮助，说明人家肯定有困难，我哪能不管，所以他的群众关系也很好。文革前，昆明工学院某领导看过我父亲的档案后对我父亲说，“你的历史经历档案上写得很好，简直就是没有入党的共产党员”。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他都没有受到任何冲击，我们家也一直平平安安。

然而，让我永远忘不了1968年10月上旬的某一天下午，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几名外调工作人员在昆明工学院造反派的带领下突然闯进我家，要调查贵州地下党主要负责人秦天真（解放后任贵阳市第一任市长），徐健生（原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省副省长）等叛徒集团问题，从这天开始，大祸从天降，我家也成了造反派们常常进出的灾难之地，家里的一切事情都乱如麻，全家开始过上了整天恐惧和担惊受怕的日子。

父亲与秦天真，徐健生是中学同学，过去常有来往，也知道他们是中共地下党员，同时对他们从事的地下工作表示同情和支持。自从父亲与秦天真，徐健生的关系问题被牵连出来，造反派们就像打了鸡血似的，马上就要挖出一个深埋已久的大特务，因为秦天真，徐健生是叛徒，你高昌华就肯定是特务！由于父亲严重的风湿关节炎，下肢行动困难还没有得到很好恢复，造反派们就隔三差五地来家要父亲交代问题：“你高昌华生在贵州一个大地主家庭，你家前门进的是国民党，后门进的是共产党，你在当中扮演什么角色？”，“你和孙师武（与我父亲同在广西梧州读书的贵州同乡）在广西梧州建立贵州地下党联络站都干了哪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秦天真、徐健生多次到广西梧州与你们联络，他们又干了哪些叛徒的活动？”“1936年2月你护送叛徒徐健生从广西回贵阳，在图云关下车后，你回了家，而徐健生又到哪里去了？”。甚至在什么时候与秦天真，徐健生讲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都得一一交代。父亲的回答：我对共产党一直抱有同情心，秦天真和徐健生是中共地下党员我知道，我到广西梧州读书，可为贵州地下党在广西梧州建立联络站，也是我出于对共产党的同情才向他们提出的建议，但他们是叛徒我并不知道，我帮助他们是出于对共产党的同情，由于我是一个党外人士，他们具体的工作我不便过问，他们究竟干了哪些叛徒活动我更不清楚。时间久远，很多当时与秦天真和徐健生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父亲已经回忆不起来。这样的回答造反派肯定不满意，于是造反派这帮恶徒在我家拍桌子打板凳，“你一个大地主家庭出生的狗崽子会帮助共产党？”各种侮辱人格的污言秽语喷口而出，并且要求父亲以后必须到办公室接受批斗。由于父亲行动困难，每次去办公室接受批斗均由我哥哥接送，而每次去接受批斗都被强逼站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这几个小时对父亲来说，除了思想上的无情打击，还有肉体上的残酷折磨，人的精神已经全部垮了。然而祸不单行，屋漏偏与连天雨，父亲不幸脚部骨折，不得不去医院进行手术，用石膏固定后，医嘱必须在家卧床休息，然而造反派们并没有收手，继续不停地往我家跑，追逼交代问题，但仍得不到他们满意的答案，就声称，“你不要认为你身体有病就可以不接受批斗，你走不动，我们抬也要抬你去批斗”，还威胁要将父亲送到昆工设立的劳改队去劳改，这个劳改队是专门为被专政的那些黑五类分子设置的。紧接着昆工向全院宣布从宽和从严处理的人员名单，从严处理的人员当中就有高昌华。谁都知道伤筋动骨需一百天才能恢复，可是这帮恶徒在父亲上石膏还不到三十天，根据“从严处理”就强令父亲拆掉石膏，继续到办公室去接受批斗，同时在我家门框上贴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的标语。父亲遭受如此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意志已完全被摧毁，过去对贵州地下党的同情和支持现在却成了反对共产党的罪行，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在强逼之下，父亲在骨折上石膏后的第三十一天就被迫拆下脚上的石膏，就在拆下石膏后的第三天晚上，父亲再也不愿忍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满怀冤屈以死抗争，用生命为代价，抗议那黑白颠倒的世道！那天是我永远铭刻在心的——1969年3月20日。

父亲死后的第二天早上，造反派来家搜查父亲的遗物，搜到父亲的遗书，一个造反派拿着这张遗书念道：“我解放后确实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个家伙真反动，临死前还要说这样反动的话”。我母亲听了之后很感诧异，父亲生前从来都是赞颂共产党的话，怎么会在遗书上写这样的话？母亲马上将遗书拿过来看，上面分明写的是“我解放前确实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我的一生没有和任何人干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这一点我是问心无愧的……在我死后，请组织给我作出全面公正的结论”，母亲立即纠正，这上面明明写的是“解放前”，而不是“解放后”。“不，是解放后，不是解放前！”，这个造反派恶狠狠地一口咬定 “就是解放后！”，当时哪准母亲辩驳。在那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哪有说理的地方！母亲只得将巨大的悲痛和愤怒强压于自己心中。父亲遭到了如此的诬陷和迫害，结局如此的悲惨，然而他们还不罢休，强令母亲今后凡是我家的书信来往必须交给他们审查，父亲的死讯也不得告诉任何亲友，包括父亲去世前一个月，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到了云南农村插队落户的哥哥也不许告诉，以致哥哥数月收不到家信，多次写信回家也没有任何回音，不知家中发生了什么变故。最终哥哥还是通过同时上山下乡的同学口中，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的噩耗。

由于母亲没有工作，我和姐姐还在学校读书，家中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昆明没有其他亲人，我们在昆明的生活已经陷入绝境，不得已，我们母子三人只得回贵阳原籍投靠亲友。回到贵阳后，我们全家背负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尽管如此，母亲仍然不停地写申诉书，投寄昆明工学院和云南省有关部门，还多次前往昆明为父亲申诉，但是在文革时期这样的大环境下，一切都是徒劳。我们全家只有苦苦支撑，等待和盼望父亲能够得到洗冤的那一天，这一等就是十年！打倒四人帮后，1978年底，父亲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推翻了强加在他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了名义。父亲生前最后的留笔：“我解放前确实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我的一生没有和任何人干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这一点我是问心无愧的”可以看出，虽身陷囹圄之时，父亲宁死不愿违背良心，违背历史去诬陷他人，始终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终身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真正做到了问心无愧！正如徐健生在1990年为悼念我父亲，在《贵州党史通讯》上所写：“在文革中，高昌华同志遭到严重迫害受到种种诬陷、威胁和批斗。造反派要他承认在贵州的一切革命活动均为反革命话动，高昌华同志始终坚持真理，坚持他在贵州的活动是革命的、正义的，直至坚持到他含冤去世。1978年，高昌华同志的冤案终子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高昌华同志是一位平凡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他一生坚持真理，富贵不淫，威武不屈，高风亮节，虽死犹生。我们将永远缅怀他，高昌华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爸爸，改革开放之后您的儿孙们生活很幸福，愿您的在天之灵安息吧！

 我所知道的几件父亲高昌华对贵州地下党的帮助和经历的往事

                                                高言明

                                                       （一）

大概在1935年“七·一九事件”发生后，贵州地下党遭到国民党破坏，贵州地下党主要负责人林青和刘雪苇（又名刘茂隆）被捕，林青和刘雪苇在狱中被严刑拷打，林青被拷打后伤势较重，刘雪苇被用绳子栓住双手两个大拇指然后吊起来拷打，以致后来刘雪苇双手两个大拇指均呈残疾。由于刘雪苇伤势相对较轻，在有生的希望面前，林青把这个希望让给了刘雪苇，最终只有刘雪苇成功越狱。刘雪苇越狱后带着高言志（地下党员）写给我父亲的亲笔信逃到广西梧州找到正在广西梧州读书的我父亲，并告诉父亲贵州地下党遭到破坏和自己的遭遇，由于还要继续逃往上海，身上已无经费，希望能得到父亲的资助。父亲在梧州大学读书时生活费均是每隔数月由贵阳家中寄来，当时他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正盼望贵阳家中寄生活费，但是他没有告诉刘雪苇自己也正缺钱，而是背着刘雪苇向他人借钱给刘雪苇，使其顺利脱险逃往上海。父亲在自己生活窘迫的情况下没有向刘雪苇表露任何为难之情，而是义不容辞的想办法解决了刘雪苇的路费问题。事隔多年，解放后，父亲遇到刘雪苇时也没有将当年刘雪苇来寻求帮助时自己正处于生活窘迫的状况告诉刘雪苇，所以刘雪苇至今也不知道父亲当时是在自己正缺钱的情况下设法帮助了他。

                          （二）

解放前，父亲一贯同情和支持中共地下党，为了使中共贵州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秦天真能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搜查和追捕，父亲告诉秦天真，在必要的时候你可用我高昌华的名字蒙骗国民党特务，避免被抓。后来就因为秦天真多次在关键时刻采用了“高昌华”的名字，使得国民党特务四处搜捕“高昌华”，因而真正的高昌华却为此只得躲避追捕，长年在外谋求生活，不敢轻易回家。

                          （三）

1949年7月的一天晚上，国民党特务到高家花园抓人，前院人声杂乱，我父母亲住后院，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这时有一个高家佣人来我父母亲房间的窗下紧敲，母亲准备开灯被父亲阻止，父亲开窗后佣人告知，国民党特务来家抓共产党。父亲要母亲不要吱声，只管睡觉，他却悄悄地跑到马房中的石磨盘下躲起来，这个磨盘是父亲童年时期常和玩伴玩捉迷藏的地方。到第二天早上天亮之后，从磨盘下钻出两个人来，一个是父亲，另一个是他的堂弟高昌谋（地下党员），他们两人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在磨盘下躲了一夜。那晚仅有堂哥高言善被捕，当年11月11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四）

1941年，父亲在贵州思南中学任教，由于思想进步，与中共地下党的学生来往密切，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同情共产党，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和特务的横行。因此，平时言谈常常表露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满，因此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有一天晚上，父亲正在给学生上晚自习，由于通过教室的窗子可以看到自己居住的单人宿舍，此时他看到自己的宿舍电灯亮了，隔了大约十多分钟，电灯又熄了，这引起了他的警觉。下课后，父亲回到宿舍查看，发现自己的东西已经被人翻弄过，当时被禁看的某些进步书籍和刊物是放在床的垫絮下面中间位置，来人只是将垫絮两头掀开，没有搜查到垫絮下面中间位置，所以没有搜到那些进步书籍和刊物，父亲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已身处险境，继续在思南呆下去可能将会被捕。第二天正好是发薪水的日子，一大早父亲到财务去领了薪水后，在回宿舍的路上，又发现有特务已在附近对自己进行盯梢，立即决定逃离学校，准备前往重庆谋生。回到宿舍简单收拾了行李，不能再经房门出去，而是翻越窗户才成功逃离了学校。在途经贵州湄潭县时，正巧遇到思南中学两个中共地下党学生党员李骥（后在北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和熊世昌（后在云南省楚雄州科委工作），父亲遂将学校地下党组织受到破坏，特务正在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的消息告诉他们，要他们不要再回学校，如果回去肯定将遭特务逮捕，而此时的这两个穷学生面露难色，身无分文，又不知该逃往何处，父亲知道他们的难处后，将刚领到的薪水分了一部分给他们，并把随身携带的一个小皮箱交给他们，要他们去高家花园找高昌谋，因为高昌谋认识父亲的这个小皮箱，用此小皮箱作为信物，这样就可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随后我父亲去了重庆，李骥和熊世昌也找到了高昌谋，并且协助李骥和熊世昌与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1984年，我到秦天真家去看望他，秦天真说：“你父亲曾经救助过李骥和熊世昌的这段经历，连我们过去都不知道，还是李骥前不久到贵阳出差时，才告诉我们过去的这段往事” 。后来李骥跟我说，“如果当年在湄潭没有遇到你父亲，我们肯定要回学校，那后果不堪设想，而且也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

以上这些往事，父亲生前我曾亲耳听他讲过，当时我年纪虽小，但现在仍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