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券”的原创者弗里德曼
周彬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１９７６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１６日在美国旧金山逝世，享年９４岁。
弗里德曼基金会发言人罗伯特·范杰当天证实了这一消息，但他表示不清楚弗里德曼的死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在得知消息后说：“弗里德曼的思想对现代货币经济理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无法估量。在经济学家中无人出其右。”
弗里德曼曾四次到访中国。从1980年第一次访问北京到1999年最后一次访问香港，尽管每一次都是行色匆匆，然而中国发生的变化屡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7个月前，在面对《纽约太阳报》记者谈及最新的思考时，他不无感慨地说：“这个世界目前发生最重大的改变，是中国的变化。”
而中国的官方和经济学界也显然对这位经济学泰斗充满了极高的敬意。国家外汇管理局不愿具名的一位官员对其逝世表示非常惋惜，并称弗里德曼的理论使人们坚定了对市场的信念。
“他的思想对于转型中的中国来说尤其珍贵。”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的经济学教授瞿强评价说。
1980年，受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弗里德曼首次访问中国。他在当时中国浓厚的计划经济氛围下宣传他的自由经济理论，并由此展开了与中国学者的交锋。
在回国后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他说：“中国试图引进的改革大部分内容还停留在纸上。就绝对水平来说，中国的经济还非常落后。改革在几年内会出现想象中的进步，然而能否长期持续我表示悲观。”
然而，当他8年之后再度访问中国时，这里发生的变化已经令他足够惊奇。当时他在上海复旦大学作了一次“如何制止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主题的演讲，演讲没有翻译，然而很多学生能够听懂他讲的内容，并提出高质量的问题。
而所到之处中国官员对于市场经济的热情更是让他兴奋。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中，他建议中央政府下放更多的权力。而在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深圳，他则见证了中国持续改革的决心。
“1988年，街道上的色彩与服装明显多样化，与此伴随的，则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明显迹象。农业改革效果十分明显……私营企业有所发展……得到允许的、有限的经济自由已经在改变中国的面貌。”回到美国后，弗里德曼在一本书里满怀热情地写到。
1993年，弗里德曼第三次访问中国。中国日趋活跃和生气勃勃的市场对于外资的渴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当时他仍对中国能否在香港回归后执行两套货币体系深为忧虑。
不过这一疑问到他1999年再度访问香港时已经烟消云散。面对媒体采访，他表示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中国已经认识到市场机制的优越所在，只会勇往直前，而不会再后退。
敢于挑战凯恩斯的自由经济斗士
相比所有其他名声在外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他敢于挑战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样的绝对权威。作为西方乃至全球经济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深信政府在指导和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并由此形成了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学派”。与此相反，弗里德曼提出了更为自由放任的“货币学派”，即主张政府的最重要经济职能就是调节货币供应，除此之外则不应该对经济进行任何干预。
弗里德曼还认为，“通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货币现象”，如果不控制好货币供应，想要长期同时维持低失业率和低通胀是不可能的。他还对上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在控制通胀方面的失败多次提出批评，最终在70年代末期，美国出现了弗里德曼所预言的失业率和通胀率双高的“滞胀”局面。（记者
谢晓冬 但有为）
“芝加哥男孩”挑战经济“圣经”
许多没有受过系统经济学教育的人都有一个困惑，为什么在经济学界，观点完全相反的两个人可以同时被尊为大师，就像弗里德曼与凯恩斯。
作为上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主张政府可以通过刺激和管理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来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的目的；而弗里德曼则认为，政府应该放松管制，而仅仅发挥控制货币供应的作用。
在上世纪50年代，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几乎主导了所有经济学教科书，而弗里德曼对于政府管理经济的质疑则被看作是异端邪说。然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受困于经济增长停滞和高通胀，凯恩斯理论不攻自破。而突然间，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经济观点似乎变得不那么怪异。
慢慢地，许多学者发现，他们尊崇的凯恩斯理论并不完善。由于过于关注经济中的商品和服务需求，凯恩斯忽略了货币供应的重要性。而弗里德曼则认为，政府通过控制货币供应来管理经济，比通过税收和开支政策要好得多。与此同时，通胀也并非如凯恩斯所想的那样与失业率存在绝对的替代关系。
1976年，凭借货币学派理论和自由市场等观点，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里根撒切尔是关门弟子
在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通胀加剧的时期，主张“通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货币现象”的弗里德曼是美联储的最严厉批评者之一。他认为，央行没能很好控制货币供应，他主张，政府应该把货币供应增长控制在3％左右的稳定水平。
最终，弗里德曼的主张得到了联储认可，在1979年，格林斯潘的前任沃克通过制定货币供应目标和加息等一系列手段有效控制了美国的通胀。
名声鹊起的弗里德曼此后开始周游全球，到不同的国家推广他的平衡预算和限制政府开支等主张。上世纪80年代初，弗里德曼成为了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顾问，在1979年至1990年期间，弗里德曼还是英国首相撒切尔的经济顾问。
在里根和撒切尔这两位“高徒”的推动下，西方世界在上世纪80年代掀起了一股浩大的“放松管制”运动。
弗里德曼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在智利，上世纪70年代，不堪通胀之苦的皮诺切特军政府聘请了多位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芝加哥男孩”）出任其政府要职，其中当然也包括弗里德曼。由于这些“芝加哥男孩”在当地大力推广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和放松管制主张，智利的通胀率很快由700％甚至1000％的高位回归正常。
巨大的经济转型也导致智利国内的失业和贫穷现象凸显，一些人也因此指责弗里德曼对此负有责任，以至于在1976年弗里德曼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典礼上，有观众当众打出横幅抗议。
当然，弗里德曼毕竟不是圣人，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他的理论也不断遇到挑战。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由于全球化和新金融工具的出现，货币供应愈加难以衡量，弗里德曼凭借其过于教条式的货币理论作出的经济预言也往往难以成立。(朱周良)
“75年内，中国将成全球最大经济体”
2004年6月，华尔街日报对所有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进行了一次调查，以下是针对弗里德曼的访问。
问：您认为从现在起的75年内，哪个经济体会成为全球最大？
答：中国。
问：哪个经济体在经济政策方面做得最好？
答：中国香港。
问：谁是除您之外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问：谁应该获得诺贝尔奖而没有最终如愿？
答：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女，剑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曾几度访华，认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主要优点之一，是消费者有权参加生产计划的讨论与拟定。)和彼得·鲍尔(Peter
Bauer)。
问：在过去50年中，经济学界哪一个具体的突破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冲击最大？
答：接受通胀是一个货币现象的理念。正因如此，迄今20多年来，大多数发达国家才得以出现通胀相对较低、经济产出相对稳定以及就业和社会福利相对较高的良好局面。
问：什么最能限制市场的力量？
答：人类的自主。
问：您认为什么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挑战？
答：缩减政府机构的规模和权力范围。
问：您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在50年后会更加平均地分配呢，还是分配更加不均？
答：更加平均。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较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会找到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的道路，这样国家之间的差距就会逐渐缩小。(朱周良)
■评价
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弗里德曼重振了自由经济学，在它即将被世人所遗忘的时候。他是一个学术界的自由斗士，在没有比他更忧郁的“忧郁科学(资本主义社会中讽刺经济学的说法)”实践者。
美国总统布什：
美国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公民。他的工作证明了自由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引擎，他的著作为当今世界各国央行的政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有效帮助央行维持经济稳定，也改善了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座标，不管是在职业还是个人生活方面。没有他的存在，我的生活会是完全两样的。
美国财长保尔森：
米尔顿·弗里德曼永远属于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行列，他在经济与政治自由的联系方面的创新理念，为当今世界的繁荣和金融活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弗里德曼的主要理论对手、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一个巨人，在推动美国经济自1940年顺利发展至今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方面，20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没有谁可以与他相提并论。(“)
■经济学大师的一生
1912年7月31日-弗里德曼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的布鲁克林镇
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随后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至1976年，创立了芝加哥学派
1956年-《货币量理论研究》一书出版，其中认为，货币供应增加长期内将推高价格，但对产出没有影响；而在短期内，货币供应增加则会刺激就业和产出
1957年-《消费函数理论》一书出版，对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进行驳斥
1962年-《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发表，为弗里德曼自由市场理论的代表作，主张实行浮动汇率和负税率
1964年-成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的经济顾问，此后还曾在1968年出任尼克松的竞选经济顾问，1980年出任里根的竞选顾问
1975年-与一群被称为“芝加哥男孩”的教授前往智利辅佐皮诺切特军政府，后引发广泛争议
1976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理由是其在“消费分析、货币理论以及对经济稳定政策复杂性的论证”方面的贡献
1981年-出任里根政府经济政策顾问
1988年-获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及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弗里德曼：自由市场理论改变世界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3版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革命性的思想家，也是杰出的经济学家，他的工作促进了人类尊严和人类自由。”
——美国总统布什
弗里德曼“改变了经济学家这一职业的构造和思想意识，比其他任何人都深远”。
——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
把经济运行之手转移到市场
“美国失去了一名最伟大的公民，”得知弗里德曼去世消息后，出访东南亚的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发表声明说，“米尔顿·弗里德曼是革命性的思想家，也是杰出的经济学家，他的工作促进了人类尊严和人类自由。”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从大洋彼岸发来唁电：“在所有人不屑一顾时，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唤醒了自由经济。”
这些并非溢美之词。作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以弗里德曼学说为中心的“芝加哥学派”是当今经济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之一；他的货币理论被尼克松、福特、里根3届美国总统接受，曾出任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他颠覆了美国经济学大师凯恩斯的传统经济学理论，把经济运行之手从政府干预转移到自由市场。
1976年，弗里德曼因消费函数理论、货币历史和市场稳定政策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与凯恩斯的权威理论背道而驰
如果评选两名20世纪美国最知名经济学家，最有可能入选的就是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两者各领风骚50年，但弗里德曼的经济学理论与凯恩斯恰”车蓝邸
与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理论相反，弗里德曼提出，自由市场和个人创造力是社会进步的源泉，政府的干预常常加剧经济波动。
弗里德曼最著名的是他的“货币数量化理论”，即通货膨胀源于“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一旦政府接受这一理论，就可以通过放慢货币增长率来控制通胀。在1963年发表的《美国货币史》中，弗里德曼提出，造成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原因，正是美国政府过于干预经济运行规律的过错。
在1957年发表的《消费函数理论》中，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经典理论中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凯恩斯认为，随着社会财富和个人收入增加，人们用于消费的支出呈递减趋势，同时储蓄越来越多，因为人的欲望已得到满足。如这一理论成立，政府就能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消费减少，从而保证经济持续增长。但弗里德曼通过分析历史消费模式后指出，人的欲望永无止境，消费递减的理论基础站不住脚。
1968年，弗里德曼提出“自然失业率”理论。此前流行的凯恩斯理论认为，在稳定的经济运行中，失业和通胀可以共存，也就是说，政府可以选择自认为最合适的失业和通胀比例。但弗里德曼指出，如果政府试图人为压低失业率，通胀会上升更高。这一理论很快得到验证。
布什总统2002年曾这样评价弗里德曼：“在他看来，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个人有选择自由，而政府没有无视个人选择的自由。”“这种洞察力改变了美国，而且正在改变世界。”
一度遭排挤围攻
但正是因为挑战了凯恩斯理论的权威，弗里德曼曾经饱受美国经济学界排挤，因为当时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如日中天。上世纪50年代期间，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思想被视为荒诞不经，像杜克大学那样的名校图书馆中，弗里德曼的著作甚至不摆放在书架上。
作为18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忠实信徒，弗里德曼从50年代开始鼓吹“自由市场经济”，遭到当时许多传统经济学家的围攻，包括哈佛大学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后者已于今年4月过世。
但弗里德曼坚信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他随时随地与他人展开辩论，受“籽廴院敛黄佟Ｋ孀潘睦砺垡灰辉谑谐∩系玫窖橹ぃ缴鲜兰推甙耸甏廊酥沼谝馐兜剿跃醚У墓毕祝腥狭怂睦返匚弧
现年91岁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说，弗里德曼“改变了经济学家这一职业的构造和思想意识，比其他任何人都深远”。
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说：“在经济学者中，米尔顿·弗里德曼独一无二。”
长年笔耕不辍
弗里德曼1912年7月31日出生在纽约一个贫穷的俄罗斯犹太移民家庭。1932年，他从拉特格斯大学毕业，翌年取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
先后在全国资源委员会和全国经济研究局工作10年后，弗里德曼1946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此后回到芝加哥大学任教，直至退任。
弗里德曼善于推销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他笔耕不辍，撰写多部著作，还从1966年至1983年间，长期为《新闻周刊》撰写专栏，在枯燥的经济学理论和公众之间架起理解桥梁。
弗里德曼最有名的著作包括，《价格理论》(1962年)、《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年)、《一个经济学家的抗议》(1972年)、《没有免费的午餐》(1975年)等。
(冯武勇 新华社特稿)
弗里德曼 历史向他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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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炼成钢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Ｍｉｌｔｏ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６日在美国三藩市的家中，因心脏衰竭逝世，享年９４岁。作为二战以后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被世人承认还是最近十几年的事。
弗里德曼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开始鼓吹“自由市场经济”，批评政府干预市场。在当时一个笃信政府几乎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时代，由于坚信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他随时随地与人展开辩论，遭到当时世人的嘲弄，受“籽邸
斗转星移，历史终于向这位经济学伟人低头。弗里德曼几乎是个人赤手空拳地让这个世界承认了“货币数量化理论”，即通货膨胀起源于“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一旦政府接受了这一理论，就可以通过放慢货币增长率来达到控制通胀的目的。
在美国国内，弗里德曼在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提出的低税、教育凭证和负所得税等主张正被公众广泛讨论。而在国外，他的政府不应干预经济运行的理论已被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普遍接受。
弗里德曼曾在经济学重镇芝加哥大学任教３０年，是“芝加哥学派”著名学者，他在世时著作甚多，其中以《自由的选择》最为人熟悉，名言“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亦是出自他的手笔。
一代宗师
弗里德曼出生于一个贫穷的俄罗斯犹太移民家庭，在美国的新泽西州长大。全家人当时就居住在由母亲经营的一个服装店楼上，父亲则在纽约的曼哈顿打工。他靠奖学金上完大学，毕业时间恰巧在１９３２年，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中最黑暗的日子。
当时的经济学界中，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正如日中天。而弗里德曼的理论却恰恰相反，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认为政府的干预常常加剧了经济波动。
弗里德曼在当时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对美国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３年经济大萧条的解释。凯恩斯当时认为，出现大萧条的原因是由于美国经济的私有化性质，因此仅凭私有经济本身的力量，并不能走出景气循环的低谷，凯恩斯由此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凯恩斯认为的原因恰恰相反，并非是美国私有化经济所造成的，而是美国政府过于干预经济运行规律的过错。
中国之缘
这位经济学术界的大人物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弗里德曼曾在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３年３次访问中国。在他与夫人合著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中，除了美国之外，另一个占据篇幅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国。
他在自传中写道：“对中国的３次访问是我们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之一……”１９８０年弗里德曼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中国的改革进程刚刚开始。弗里德曼发现，中国人当时对经济问题知之甚少，对市场体制运作的方式基本上一无所知。
１９８８年弗里德曼第二次访华。这次访华是３次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的范围更大，弗里德曼得以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同时，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观点，在当时中国改革持续深入情况下得以更清晰地传递给了中国的决策者和学术界。这次访问中，弗里德曼还走访了许多正在蓬勃发展的商品市场。在这些市场中，他真实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１９９３年，弗里德曼第三次访华。这时的中国改革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外，弗里德曼还访问了成都和重庆等地。私营企业、民间商业的发展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３次访华中，弗里德曼近距离地观察了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变迁过程，他尽力向中国人介绍了他关于自由市场制度的知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念。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深入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人。可以说，在这十几年中，弗里德曼的影响力扩充到了中国，而中国也因此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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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24 第08版)
教育市场化，是理论而不是挡箭牌
作者： 朱相潭
摘要：教育市场化主要包括教育收费和教育竞争两方面。批评教育市场化，如果仅仅批评的是教育收费、教育高收费、乱收费，而不去批评公立教育系统的种种弊端，那就是把教育市场化的片面性或扭曲性做法当作教育市场化的全部应有之义来批评，这种批评本身就是曲解了教育市场化的全部应有之义。他只是在与那些把教育市场化观点运作成教育营利挡箭牌的人作战，而不是在和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市场化理论探讨或理性思维进行交流。教育市场化的主旨是竞争，因此，不可以把教育市场化和教育产业化混为一谈。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关于教育市场化的讨论就是一个时断时续的话题。其原因大致主要是这样：理论的探究因为实践运作的弊端而被权威话语或权力话语间歇性的封堵，直至目前仍旧如此。那些批评教育市场化的权威话语或权力话语总是拿目前教育市场性质运作的现实弊端和想象中的危害说事，其结果是，他们话语背后的权威或权力身份的居高临下作用，使得真正的理论探讨话语中断。然而，滑稽的是，虽然关于教育市场化的理论探讨被暂时中断了，但那些形成弊端的市场行为却并没有被终结，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教育市场化这一说法最早被封杀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一个“化”字。因为“化”字在我国政治性的习惯性语言中，就意味着“全盘的转化、彻底地质变”。“化”就会“化”过去了。然而，人文社会的变革事实果真会如此简单容易吗？举一个目前的例子。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是政府明确倡导的，目标是彻底社会化。这么多年过去了，“化”过去了吗？人们会说，高校后勤服务最终会彻底社会化，对此我无法完全否定，但是也绝对不完全肯定。我想要说的是：人文社会的变迁是多重力量相互交汇和抗衡的结果，只有那些符合未来趋势的意志和思想，会最终在社会制度和观念变迁中赢得主导性地位或成为主流力量。如果你承认道理就是这样，那么，教育市场化也同样如此，如果我们对于人类理智还有足够的信心的化，那么，“化过去”与“化不过去”，都是一个无庸事先多虑的漫长过程。更何况，并没有任何理论探讨宣称，教育市场化就是“全盘的转变，彻底的质变”。
当对“化”字的敏感被嘲弄式的攻击化解之后，对教育市场化的批评，就转换为拿教育的市场性行为弊端说事。即批评教育市场化就是批评教育收费甚至乱收费。似乎教育市场化就是教育收费或乱收费。但是，人们不要忘记，非义务教育普遍收费，最早是从公立高校实行“并轨”招生开始的，收费的理由是从高等教育服务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寻找理由。但是现在批评教育市场化、教育商品化却是在批评教育收费。这里有一个缠绕不清、自相矛盾的逻辑：公立高校是可以收费的，但是公立高校收费决不是意味着教育市场化，而目前我们要批评的教育市场化就是教育收费或高收费、乱收费。在这里，问题的症结是，在教育领域，有人或单位在假借教育市场化、商品化、产业化的名义，对自身的教育收费行为辩护，他们把教育市场化的某些有利于自己的观点（收费）作成招牌，来遮蔽他们的行为丑陋。而那些批评家们则把把这些人断章取义的挡箭牌当作教育市场化的全部应有之义来批判。真正的教育市场化的理论探讨或理性思维，在教育行为的“渔利者”和“守义者”的争斗之间有口难辩，抱头躲开了。
话语权的迥异，就可以把事情就搞得如此奇特。然而，作为一种真正的理论探讨，当欲说还休却如骨哽在喉时，也不得不说。
问题在于，目前的教育收费行为，是教育市场化的全部应有之义吗？我们对于教育市场化的批评或批判，真正做到了在理性思维、理论探讨的层面理据兼备吗？答案如果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要求那些批评者们首先放下权威者和权力者身份，给理性的思维和探讨留下些许时空余地，以减少我们此类错误的重复。
教育市场化理论的最初的起源，是从弗里德曼和哈耶克开始的，人们知道，这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以经济学成就获此殊荣的。教育市场化，是他们关于公共部门市场化（或私营化）主张的一部分，最直接的理由是政府公共财政危机。但是，仅仅就解决政府财政危机而言，市场化（私营化）手段决非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公共部门的问题，不仅仅是财政困难，同时还存在效率低下，人浮于事，贪污腐败，等等。而市场化的竞争机制，是克服此类问题的制度性手段。所以，弗里德曼所主张的教育市场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在普通教育阶段实行“学券制”，从而赋予学生自由选择学校的权力，让学校为竞争生源而提高水平，谋求生存与发展。哈耶克关于教育市场化的核心内容就是高等学校私营化。私人经营学校会比公立高校更加注重办学成本和效率，更加尊重学生的选择权力，更加敏捷的回应和科学的测度民众社会的真实教育需求。在他们那里，教育收费是其整个改革主张的一个方面，其中另外一个主要方面，就是要在教育领域或学校之间引入竞争制度。固然，哈耶克在其《自由宪章》中关于高等教育市场化（私营化）的理由是过分偏激的，是始终站在金钱与社会地位强势者立场说话的。但是，如果我们摈弃了他思想的反动和糟粕之处，他关于在公共部门（包括教育）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思想是有可取之处的。
教育市场化的观点和思想，在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那里得到进一步支持，新公共管理理论直指传统公共管理在实践中的弊端，指出官僚主义、效率低下、缺乏责任心、缺乏成本与效益、效率、效益（3E）观念甚至贪污腐败等等，这些都是在传统官僚科层制公共管理制度之下不可克服的顽症，而通过市场化或市场手段（私营化、承包制，转包方式等），可以在制度和机制层面相对有效地消除或克服。
把教育服务看作商品来买卖甚至跨国买卖，这在全球化理论那里得到了有力支持。这种理论假借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修缮和出笼了教育服务商品说，目的在于假借理论之名行使教育营利之实。这种理论观点的弊端早已得到多角度的合理批判。但是，在我国实践中，对于其弊端，尤其是国际合作办学的弊端却没有足够的警惕和防范。
综上简述，我们可以看出，教育市场化理论的全部含义，主要包括教育收费和教育（学校）竞争两个方面。强调教育服务的商品属性，主张把当作教育商品买卖的，主要是经济全球化理论，尽管在实践中它经常为教育营利者鸣锣开道，但是它的理论说服力却远远不及前两种理论。
既然教育市场化主要包括教育收费和教育竞争两方面，那么问题就变的简单明朗了：即批评教育市场化，如果仅仅批评的是教育收费、教育高收费、乱收费，而不去批评以上所举的公立教育系统的种种弊端，那就是把教育市场化的片面性或扭曲性做法当作教育市场化的全部应有之义来批评，这种批评本身就是曲解了教育市场化的全部应有之义。他只是在与那些把教育市场化观点运作成教育营利招牌的人作战，而不是在和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市场化理论探讨或理性思维进行交流。
西方社会主张市场化的理论家们所揭露和攻击的公共部门的诸种弊端，在目前我国的公共部门和公立高等教育系统，是否不仅存在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呢？答案几乎是肯定的，要克服这些弊端，除了包含着竞争机制的市场化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制度、机制或手段吗？当然，紧接着的问题就是，市场化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吗？我们可以照搬西方的做法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教育市场化这个笼统的概念之下，世界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但是在引入竞争机制这一点上，目标是相同的。对此本文无庸赘述。但是，我们从中可以得到的启示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可以寻求自己的道路吗？
目前困扰我们的教育问题，其实就是经费和效率问题。经费问题可以通过举办民办教育、教育收费、教育募捐等等方式来解决。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教育市场化决不能“一刀切”。从不同阶段学校教育的教育功能特征和社会功能特征来说，本文认为应该首先把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区分开来，因为普通教育具有更强的社会公益性，较弱的个人私益性。因此，应该限制或取缔普通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并且尽量保证普通教育的平等性和同质性，不要搞那些让快马吃肥，慢牛吃瘦，让有钱人更好，穷人更糟的事情。高等教育阶段，要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同时，在要区分学校和专业制订收费标准，对那些属于精英教育的成分——那些毕业生直接服务于国家部门、履行国家职能学校和专业、那些在知识的演进和保留中不可或缺但是却不能得到市”ǔサ淖ㄒ笛Э疲敌泄冶；ず妥手偈辗焉踔撩夥选Ｈ绱瞬拍鼙Ｖふ饫嘌：妥ㄒ笛Э扑扇瞬诺闹柿俊６阅切┚哂泻芨叩氖谐』乇壑档淖ㄒ笛Э疲敌懈呤辗焉踔镣耆苑选６阅切┦率瞪贤耆男凶胖耙到逃澳艿墓⒏叩妊＃梢钥悸亲晃癜炝煊颉６阅切┳ㄒ笛Э粕柚檬视κ谐⌒枨竽芰Φ汀⒐芾硭降汀煅Р愦蔚汀⒕鸵德实偷牡胤皆盒＃罅康厥敌泄兀ü乇眨⑼＃ㄑЭ谱ㄒ嫡伲萃Ｕ猩⒉ⅲú⑷肫渌咝Ｏ⒆ㄗ煳癜欤４车“铁饭碗”人事管理制度、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使得公立院校不能奖勤罚懒，养就了官本位思想和不负责任的恶习，养就了构筑和经营学术堡垒和学科壁垒的恶习，养就了好吃懒做，平庸主义的恶习，甚至养就了贪官和腐败分子。高等教育已进入就业市场化、规模大众化时代，高等学校不能敏捷地回应学生的学习需求，不能充分的保障学生的选择权利，反而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的那样，学校制度仅仅成了教职工利益的保护伞，甚至是既得利益者的安乐窝。这难道不是缺乏竞争的结果吗？我们的高等教育究竟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规模，以目前只升不降的入学率和只降不升的就业率而言，难道其中没有危机吗？究竟应该有一个怎样的规模才合理，难道不应该考虑从办学制度、招生计划、就业前景等等方面全面配套地引入市场机制吗？
什么是教育市场化，真正的教育市场化在于以超越个人利益、集团利益的卓越精神态度，在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引入竞争和淘汰制度，把它从相互模仿和碌碌无为的平庸主义沉闷中，从经营利益圈子，压抑人才、压抑创新的恶习中解救出来。为此，理应为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创造一个平等竞争、规范管理的制度环境和正大光明的社会舆论环境。让它们在竞争中寻找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理由，在市场中服务大众社会最真实的教育需求，通过市场调节手段来确定我们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发展应有的教育规模、质量和速度。
我们已经明确宣称医疗改革的失败，有人把医德败坏、小病大医、药价虚高等等归罪于市场化，因此那些权威话语或权力话语在咒骂医疗改革市场化时很能得到民众呼应。假如有人说要克服这些弊端需要进一步的市场化，那他似乎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了。让我们的思维朝向事物本身吧！在市场化医疗改革的名义之下，出现了医德败坏，小病大医，药价虚高等等弊端，其根源不在于市场化，而是建立达到市场化应有的充分竞争，而是出现了供需严重不均衡的垄断经营。如果把现在的医院数量扩大数倍、数十倍、数百倍，情况会怎么样？各医院肯定会把顾客病人当成上帝，论证他们的药价如何低于同行，医术如何高于同行，设备如何精于同行等等，医德之高，尽在服务过程中，为何？生存竞争的结果。当然，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制造出数量足够的有竞争力医院，但是我们的政府意识到问题的弊端是缺乏竞争，那么就应该努力去营造竞争环境，事实上我们的政府是怎样做的呢？是反向而为。例如，在很多医病供需失衡的大城市，政府以规范医疗市场的名义取缔个体小诊所，因为小诊所出了医疗事故，有些无证开业。所以把小诊所统称为“黑诊所”，一律取缔。其实，很多合法经营的小诊所深受社区欢迎，几元钱就可以只好感冒，避免了大医院上百元、上千元的盘剥。但是，在上级管理部门的倾巢之举中也难存完卵了。难道小诊所全部都是黑诊所吗？规范管理就是一律取缔吗？如此以来，那些垄断经营的大医院不但恶习不改，反而高兴得要死。市场化得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虽然不同，但是在某些层面，道理失相通的。
无庸置疑那些批评教育产业化或市场化的人士的社会责任心、道义感和个人良知，但是，从理论思维的角度说，教育产业化和教育商品化以及学校运作企业化走得太近，不可宽恕地忽略了教育的社会功能——它的维护现有秩序的政治功能、它的传承民族习俗和传统价值观、道德观以及审美观等等文化功能，它的培养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育人功能。但是，如果把教育市场化和教育产业化混为一谈，则缺乏理由。在本文看来，教育市场化意味着合理收费和激烈有序地竞争，意味着放手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淘汰、转制非精英型公立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精神主旨在于竞争，而只有竞争，才是克服我们当前弊端、走向健康未来的最有效的途径。你可以把它称作市场机制，也可以把它称作市场化，当然，后者需要建立在经验理性基础上的话语宽容。
郭誉森：弗里德曼的教育券制度为何很难推广
【来源：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
【作者：郭誉森】
1960年代，经济学大师佛里德曼针对当时美国公立学校的弊端提出了“学票制”，理论简单明了无懈可击，但在利益集团抵制下，30多年后才出现第一个现实案例。
印象中，近一两年来，国内公众对于教育、医疗改革的质疑愈来愈集中而强烈，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中，这些议题也成为公开讨论的重点。
公开讨论与民生密切相关问题，无疑是社会自信整体上升的信号。
这让我想起十多年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关于教育改革的公民投票。
当时，提起投票的改革者们，建议取消州政府对公立学校的财政补贴，改行学票制。
所谓学票（国内或有译为教育券、学券），就是政府对每一个适龄的中小学学童，发一张可抵某一票面金额学费的记名学票，不可转让。
在学票制下，各个学校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可以自由制定学费与教学质量，政府停止补贴亏损的公立学校。学生用学票抵缴学费，根据其票面金额与其选择的学校的学费的差额以现金多退少补；学校持收到的学票到辖区政府领取现金；政府用停止补贴公校“亏损”所省下的钱来向学校赎回学票。
如此，学生可以如一般消费者一样，根据适合他的地点、教学方法、硬件质量、学费自由选择学校，性价比成为衡量标准。学校为了争取学生，自会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以求利润最大。
像任何有市场竞争的产业一样，竞争会使学校的学费接近于成本，质量会逼近最佳性价比。那政府呢？正因竞争会使性价比最优，在学票上需要花的钱，必定会小于以公立学校形式提供同样质量与数量的教育产品所必须承受的亏损。
原本公立学校的亏损，就是办学成本与公定学费的差额而已，所以因学校竞争与学生自由选择产生的好处，包括质量与成本都是净赚，可以分配给学生、教职员与国家，如此惠而不费，何以不为哉？
这一制度设计由货币理论大师迈尔顿·弗里德曼在1960年代提出。
数字显示，美国为人诟病的大城市公立学校平均用于每个学生的财政成本其实不低于公认质量佳的私立学校，而且因为居民往往依所属的种族等因素各自聚居，学生因附近学校被指定而自然而然也随所属种族等因素而分别集聚在不同的学校，但因穷人与有色人政治影响力小，使得他们上的学校能获得的财政行政资助远少于富人与白人聚集的学校，造成一代代的问题。
弗里德曼分析，教育产业为什么不能像大多数的产业，政府不必管，交给市场就可以了呢？
毛病出在教育生产的东西———人力资本，其产权有瑕疵，所以在资本市场上不容易得到融资。
我可以自己自由使用我的体力与脑子，可以出租我的体力与脑子，但是我不能出卖我的身体与脑子。奴隶制取消后，每个人只能被自己拥有，无法转让给别人，因为法律不保护甚至不允许别人对我的所有权。
这样，人力资本便没有抵押价值，不能成为抵押品。别人不能出钱给某人受教育或替他医病，然后强迫他工作来分红或还债。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某人有抵押，银行会愿意借钱给他买住房、做生意，如果还不了钱，银行可以自行将抵押物拿走。人力资本无法抵押，生产人力资本的项目便不容易在市场上得到融资，或者说如果政府不干涉，市场会调配太少的资金到生产人力资本的部门，如学校。
这就是经济学上有名的“资本市场不完美”问题———有许多人，有足够的潜质成为拥有出色技能的人，但资本市场不会提供融资，帮助他们完成教育或训练。
其实不是市场不完美，而是（人力）资本产权不完美，有瑕疵。由于人力资本缺少转让权，教育无法从市场上获得足够资金，各国政府不得不大量介入教育，大量补贴，使教育成为政府问题。
理论上，政府补贴教育有可能增加资源配置效率，但如何补贴有讲究，好坏差别可以很大。
政府现金贴补买主会使需求增加，补贴卖主会使成本降低供给增加，最终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此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政府自己生产，并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提供足够的产品和服务，亏损部分以财政补贴。多数的国家或地方政府正是采用后一种方式建立庞大的公立学校体系。
公立学校最大的问题是它往往会在主办政府的辖区内成为垄断者。一个辖区只能有一个政府、一个教育部（厅、局）、一个公立学校系统。由于缺乏竞争淘汰机制，学费（公定价格）如果被有效执行，垄断者会降低质量，老师们会偷懒，如果各学校的治理结构不强，它们的管理人可以提高价格，仍不怕东西卖不掉———不愁没学生。
而提高的价格一般不是学费，而是巧立名目的乱收费。最糟糕的是，全世界的公立学校多以学区来分配学生，每个学生只能在指定的数目极少的学校中选择就读。这是标准的垄断者分割市场的伎俩———减少系统内各学校的竞争。难怪他们提起价（乱收起费）来，他们的买主，即学生只好照单去买，别无选择。
有没有办法解决这问题，让学生有选择以至学校间有竞争，从而靠此竞争压低广义学费、提高质量、增加教学创新呢？
有！弗里德曼发现，改用现金补贴买主（学生），实行学票制，完全可以低成本地将补贴教育和公立学校切开，使社会可经由有选择的补贴而优化教育投入，部分解决产权瑕疵造成的市场无效率，又可使学校产业与一般产业一样享受竞争与消费者选择带来的巨大好处。
弗里德曼的此议，虽然在理论上简单明了无懈可击，但政治上却阻力极大，主要来自巨大的习惯垄断的公立学校既得利益，尤其是成功将垄断利润转化成超市场工资的教师工会与其成员———一旦采用学票制，学校间的竞争会使其高工资不可能维持。
教师工会强有力的活动，使美国各地方议会难以通过此项改革。直到十几年前，威斯康辛州的密尔瓦基市才成为第一个采用学票制的城市。据说效果与理论预期相近，不少黑人父母自己加付一些钱，送子女去原来被认为是“贵族学校”的私立学校，而原有公立学校也为生存而励精图治。
但在加州，支持者不得已提出不止一次的公民投票，以避开特殊利益更易操控的议会，但都以失败告终。近年笔者未再关注此事，不知有否提出，有否通过。弗里德曼以九十高龄，至今仍在为此奔走疾呼。
据了解，国内浙江省长兴县，从2001年就开始了类似的教育券改革，其效果为教育部和学界高度关注。这或许可以成为国内教育改革的一种借鉴。
（作者为国际济丰投资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西安交通大学金禾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电子邮箱kwoh＠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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