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杂志　倪轶容

现在的领导者总是一方面想要去控制这个系统，另一方面又要求员工不断创新，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悖论。

左哈尔的“量子管理学”，其中心观点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界限正走向模糊，领导者并非孤立于系统之外，这就要求新时代的领导者以更开放的姿态而并非一种控制欲，去影响和改变他所领导的系统。而这种扁平、开放的体系，也是创新最大的源泉所在。

去控制化

说到量子物理学和管理学的结缘，左哈尔笑着表示，这是一个美丽的意外。1990年，左哈尔出版了《量子自我》一书，讲如何利用量子物理学的原理去更好地认识自己，进行自我管理。没想到，随后她竟然收到了来自伦敦商学院MBA教授的邀请，去给课堂上的企业家们讲讲书里的内容。“当时，我害怕极了，觉得企业家怎么会喜欢听这些内容！”但是出乎左哈尔的意料，她的讲座获得了极大的好评，这也引发了她新的思考，并逐步跨入了管理学的领域。

量子物理学的原理如何能被借鉴到管理学上？原来，在物理学领域有两大体系，其一即是由牛顿在17世纪提出的经典物理学，其二就是量子物理学。牛顿认为世界是由“原子”所构成的，原子和原子间，就像一颗颗撞珠一样，彼此独立，即使碰到一起也会立即弹开，不会造成特殊的变化，因此世界也将日复一日地稳定运作。将此种景象延伸到管理学中，就是要塑造一种规范、有秩序的生产环境，而这在过去的机械化生产年代里也是非常适用的。

“但到了今天的信息时代，一切几乎都由计算机芯片所主导，到处充满了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感，牛顿的思维就有局限了。”左哈尔说，量子物理学和经典物理学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前者把边界给模糊了。比如量子物理学认为，世界并不是由一个个被割裂的个体组成的，这些个体之间其实也在相互影响，并且不断塑造它们所构成的整体。

“用量子物理学的理论来看，我们现在管理体系最大的问题，就是领导者总是把自己孤立在被领导体系之外，希望能去控制它，而事实上，领导者的决策本身也是形成这个系统的一部分。”左哈尔指出，“现在的领导者总一方面想要去控制这个系统，另一方面又要求员工不断创新，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悖论。新时代的领导者应该做的就是‘去控制化’，以一种更为谦逊的姿态去影响和改变他所领导的系统。”

沃尔沃试验田

左哈尔曾经受邀，在沃尔沃总部为其高管进行过多年的量子管理学培训。当时，沃尔沃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他们生产的车子虽然质量很不错，但车型却很有限，这已经开始影响到沃尔沃的市场占有率。

在接受了左哈尔的量子管理学理念之后，沃尔沃的高管团队认为是他们传统的管理方式阻碍了创新，于是开始对整个组织的架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当几天之后来到沃尔沃总部的时候，我惊呆了！”左哈尔这样描述：原来办公室里的格子间消失了，员工们被分成几个组，拿着他们的电脑，随意地坐在地上或者沙发上，开展着工作；如果员工对另一个小组的讨论内容更感兴趣或者有相关资源的话，完全可以立刻抱着电脑过去参加他们小组的探讨。“他们就像一群在地上玩积木的孩子一样，兴奋地从这里走到那里，激情被完全点燃了。”这个看似混乱的组织结构，很快就让沃尔沃尝到了甜头：次年，他们就推出了符合自己风格的新车型，开始突破瓶颈。

左哈尔认为，量子管理学还有颇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员工知道整体的发展状况。左哈尔曾入住一家酒店，但是每天回来，都看到房间桌子上前一天喝过茶的杯子依然散乱地放在那里。后来，她去观察了一下酒店对于员工的培训，发现他们只是告诉员工要换毛巾、清理床单、扫地，于是这几点服务员都做得很好，但是清理杯子不在培训手册上，所以服务员就没有做。“这个培训的致命缺点，就是只告诉了员工具体要做什么，却没有告诉他们这么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客人感到整洁、舒适，从而抑制了他们的能动性。”左哈尔表示，这样的错误在很多企业里也在不断上演。

此外，领导者的控制欲还基于另一个错误认识：认为基层的员工不重要。左哈尔给出了一个反证：曾经，美国有一家运输公司，因为居高不下的成本，准备大量裁员。就在裁员前夕，老板召集全体员工开了个会，打算听听他们对于公司的抱怨。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司机，却告诉了他成本居高不下的秘密：公司配车用的是统一的油罐，加满油之后出发，但是有些短途的运输根本不需要那么多油，加满油的油罐反而让汽车更重、更耗油。老板听取了他的意见，根据路途远近对加油量进行了调整，很快成本就降了下来。随后，他又听取了另一个司机的意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把金属油罐改成了塑料油罐，进一步减轻了汽车的重量和耗油量。由于这两项改革，公司的盈利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最后没有裁掉一个员工。

“很多人觉得清洁工、茶水阿姨不重要，但其实他们能听到几乎所有人对公司真实的看法，看到真正的问题所在。”左哈尔莞尔一笑，“关键在于手握决策权的人是否愿意去倾听他们。”

量子管理学在中国的适应性

虽然这次是左哈尔第一次来中国，但是一到中国，她就马不停蹄地走访了多家中国企业。在她看来，中国企业正开始尝试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开放自己的信息库，让其他企业可以进行信息和技术上的共享。“这在竞争很激烈的西方国家是很难想象的，但是事实上完全可以形成一种共赢的局面。”左哈尔表示，就这点来说，中国企业其实已经具备了量子管理学的实践雏形。

此外，虽然身在牛津，但左哈尔也一直对于诸如阿里巴巴这样的中国明星企业关注有加。她认为，虽然西方国家一直对阿里巴巴的VIE股权结构颇为诟病，但她本人却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创新。

“西方国家一直遵循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原则，但问题是，很多股东是投资者，他们只想从公司身上赚钱，因而很有可能会推行一些短期内能赚钱，却无益于企业长期发展的决策。”在左哈尔眼里，阿里巴巴的VIE结构则能让马云这样的创始人和真正热爱公司的人有更多的话语权，从而制订对于公司长远发展更为有利的战略。“阿里巴巴的做法也是很有量子管理学意味的，我觉得西方国家反而要多向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