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够？没够！

    我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挣钱不是目的》的专栏，讲如何设立正确的投资目标。最近有网友反驳说，“投资不是为了挣钱还能是为了什么？没钱能让孩子上学吗，没钱能给自己养老吗？”我觉得他还是没有理解我的意图。

    追根究底，投资是为了生活得更好、更幸福。因此我们在设立投资目标之后，就要想一想，这个目标能带来多大的幸福感。

    谁都知道，有钱不一定幸福。2009年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是哪里？不是北京上海，是南昌；英国幸福感最强的人是谁？不是超级富豪，而是年收入5万英镑的人群。这就说明，人的幸福，并不完全和金钱成正比。

    幸福指数可以定义为，幸福=财富/欲望。这个财富是广义的，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一件名牌衣服可以带来幸福感，一本好书也可以带来幸福感。但穿名牌、开好车，是不是越多越好呢？不是。这里面还要扣除欲望的因素。欲望越大，人就越难满足，幸福感就越低。欲望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没有欲望,人就没有追求,活着也没意思;但欲望太大，也会给幸福感打折扣。欲望是分母，它越大，幸福感就越小，如果欲望的增长速度快过了财富的增长速度，即使财富不断增加,人也会越来越痛苦。

    现代社会欲望横流。很多人一生营营碌碌，忙个不停，最后一琢磨，都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忙。整个人类也是这样，没完没了地追求发展，这么大个地球都快装不下人类的欲望了。

    什么叫够？没够！你看美国人，嫌房子小不够住要换大房子，换着换着超出了自己的支付能力，最后搞出来个次贷；你看黄光裕，300个亿的资产，一年花一亿还得花上300年呢，可是还是不满足，还要绞尽脑汁地赚钱，结果把自己弄到了牢里，彻底“幸福”了；你再看文强，也是彻底“幸福”的典型。如果不知道节制自己的欲望的话，最终就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某种意义上，欲望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不过反过来看，孔子、老子那个年代，经济不太发展，物质不太丰富，人不也活得挺好么？所以现在有些地方人们开始反思，开始回归更为纯朴自然的生活方式。比如我这次回蒙特利尔，发现大街上人们都不坐taxi，改坐“bixi”——租自行车（bicycle）代步了。

    抑制欲望并不是外国人的专利，咱们中国人的老祖宗早就把这事想明白了。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教义都不是告诉人去获取什么，而是让人们抑制欲望。如果能将欲望控制得越来越小并趋近于零，变得无欲无求,那么任何点滴的财富就能使幸福感趋近于无穷大了而无比幸福,这可能就是佛教的最高境界了。所谓”知足者常乐”也是说的这个道理。

    然而现代人信教是非常功利的，拜神朝圣都带着目的，保佑平安啊，升官发财啊，生个儿子啊，全是想从神明那里索取点什么，这恰恰违背了宗教的初衷。一个人，每天都清心寡欲地活着，往小了说能增加自己的幸福感，往大了说那叫环保，不会给地球增加额外的负担。可以说，节制欲望的生活才是现在最时髦的生活方式。

    效用最大化

    投资获得的幸福感或心理上的满足程度，在经济学里被称为“效用”，效用可以说是量化的幸福程度或满足程度，同样是财富与欲望双重作用的结果。

    和幸福相似，效用本身是个主观的概念。比如一杯水，刚跑完马拉松的人，让他花100块钱买都愿意；换成刚吃完两个西瓜的人，倒给他100块钱都不一定喝。同样一杯水，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状态下，带给人的感受和满足感是截然不同的。这就说明，效用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效用可以用对财富的函数或曲线来描述，人们对财富的主观态度不同，其效用函数的形态或曲线的形状就不一样，因此效用函数可以描述一个人在面对风险时将如何做出选择。

    根据效用函数的形状，，投资者可分为以下三种。一种是随着财富的增加，对财富的态度越来越趋于保守，也就是专业术语讲的“边际效用递减”——吃一个桃子可以带来很大的愉悦，吃到第10个，可能就不想吃了；赚到第一个10万，可能非常高兴，等赚到第100个10万时，就远远没有当初那么兴奋了。这种人一般是厌恶风险的，因为赚得越多，获得的满足程度又不断递减，人就会自然而然地不再愿意为此承担风险，成为风险厌恶者。这种人属于理性的投资者。

    但有些人则不这样。吃桃子是越吃越好吃，吃个没够。比如王石，为什么他要自己掏钱，冒着生命危险去登山呢？按道理说，以他的财富水平，财富的边际效用是很低的，也就是说生活中很少有什么能让他获得巨大的满足感，那些需要冒很大风险的行为他应该尽量规避才对。可是他的表现完全是风险喜好型，风险越大，越有满足感。这说明，他的效用函数的形状和大多数人不太一样。在效用函数体系里，把这类行为称为“非理性行为”。

    还有一种人，其财富的边际效用是常数，也就是说，无论其财富水平如何，每新增100块钱的财富，给他带来的幸福感是一样的，因此这种人对风险的态度是中性的。

    如果投资人都是“理性”的话，投资的最终目的，应该不是为了财富最大化，也不是收益最大化，而是效用最大化，即在收益和风险之间寻求一种“幸福感”最大的平衡。而做资产配置，就应该把投资者的主观感受，准确地反映到他的投资决策中去。

    理性是一种平衡

    把主观的幸福感，用客观的、可测量的效用函数表现出来，认为大多数人的投资决策都是理性的，这是个非常大的学术贡献，现代金融学的许多核心理论都是以此为基本假设前提的。，不过最近几年，这个理论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比如说，股市的泡沫是怎么产生的？当股价已经很高，风险已经累积到很大的时候，投资者赚了很多，再冒风险赚多点并不能带来更大的快乐，那他们为什么不厌恶风险卖出？比如房价，大家都知道太高了，自己承受不了，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高位买进？何况这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集体行为。效用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些现象。

    行为金融学告诉我们，其实很多投资者在做决策时并不是那么理性，有时是非理性，或者说是很感性的。非理性的投资者行为往往会成为市场某一段时间的常态。耶鲁大学的席勒教授前几年写过一本《非理性繁荣》，描述和解释了资本市场的这种“集体疯狂”。同样是赔10万，资产100万的人比资产10万的人更能承受这个结果；可是对于赚10万，资产10万的人反而比资产100万的人更积极。研究还发现，即使在同一财富水平上，赔10万带给投资人的痛苦程度往往要比赚10万带给投资人的幸福程度要大得多。

    这说明，投资者在做决策时对未来的收益有预期，但却往往低估或不愿意考虑随之而来的风险，好像坏事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预期能赚15%，如果真的赚了15%，就会感到满足；可是如果没有赚到15%，甚至赔了，就会受到打击。很多投资者根本没有想过自己能否承受得了这种打击。

    一个人的对收益的预期与他的风险承受力相结合，会产生若干个平衡点。在这些平衡点中，哪个点能给投资者带来最大的效用，就应该选择相应的资产按比例进行配置。

    不同的投资者，其效用函数是不同的，金融机构在提供产品的时候，会设计一系列风险度不同、收益率不同的产品，以满足不同需求。所以说一个产品适合所有的投资者，就好像说“这种药包治百病，从感冒到神经病都有奇效”一样荒谬。

    理财师也好，投资者也罢，都得知道自己在什么状态下才能感到最大的满足，只有界定这种状态，才能做好与之相匹配的资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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