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

著名作家巴金最后的6年时光，都是在医院度过的。这6年里，他以院为家，整天躺在床上，过上了有口难言的日子，默默承受着“语不能言”的悲哀。

因为气管切开和帕金森氏病的折磨，他不能自己进食而靠鼻饲。为了吸痰，插管长期插在鼻子里，嘴合不拢，下巴脱了臼。后来还做了气管切开，用呼吸机呼吸使呼吸道畅通。

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周围的人对他说，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巴金不得不强打精神表示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疗。但巨大的痛苦使巴金多次提到安乐死，被拒绝后他还向家人发过火，说不尊重他。

巴金还不止一次地说：“我是为你们而活。”“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朱正纲：医生们，肿瘤患者们，请不要开刀，开一个死一个

“不要再开刀了，开一个，死一个。”2015年起，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朱正纲，开始去“拦刀”，他在不同的学术场合跟医生们说，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按现在的普遍认识，手术切除是这类患者的最后希望。“先把大山（肿瘤主体）搬掉，再用化疗、放疗等把周围的小土块清理掉一样”。到今天，这种治疗观念已深植于全国大小医院，晚期病人跑到医院里，来一个，就开（刀）一个。

可怖的是，就跟踪一年看，晚期病人开刀后没多久就复发了，生存期很短。因为晚期肿瘤扩散广，转移灶往往开不干净，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的反扑。而近两年国外在肿瘤治疗方面，已经提出的“转化治疗”新概念，就是先“转化”肿瘤，把大肿瘤转成小肿瘤，把晚期肿瘤转化到中期、甚至早期，然后再开刀，达到手术切除甚至根治的结果。现在已经有转化治疗后，患者生存期都达到一年以上，生活质量也都不错的案例了。

现在朱正纲现在更愿意称自己是“肿瘤医生”，外科医生更关注开刀漂不漂亮，拿不拿得下，肿瘤医生则更关注患者到底能活多久，活得好不好，这有本质区别。

“我不知道我能拦下多少刀。”朱正纲神色凝重地说。

罗点点：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

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60多岁的她曾做过12年医生，见识太多死亡。有一次，她与几个医生朋友聚会，谈论起死亡：“我们不希望在ICU病房，赤条条的，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最‘工业化’的死去。”

几个朋友开玩笑，要不要弄一个俱乐部，叫“不插管俱乐部”，临终时绝不过度抢救，让身体自然死去。最后，十几个爱说笑的人在一间简陋的老人公寓，嘻嘻哈哈地宣告俱乐部成立了。

直到有一天，罗点点无意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的英文文件。

“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

“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

“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

“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么。”

“我希望让谁帮助我。”

这是一份美国有400万人正在使用的叫做“生前预嘱”的法律文件。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的时刻，通过简单易懂的问答方式，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诸如要不要心脏复苏、插气管等等。

罗点点开始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她说：“我在想会不会有一个好的办法，让我们在生命最后的这一段时间，不要那么痛苦，不要那么惊慌失措，不要受那么多的罪。”

罗点点更希望人们用一种温和的方式去面对死亡——尊严死。“所谓尊严死，就是指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放弃人工维持生命的手段，让患者自然有尊严地离开人世，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

2006年，罗点点试图借助网络舆论的传播，推广“生前遗嘱”和“尊严死”。她期望人们在还清醒时就写下预嘱，万一将来到了生命末期、没有恢复期望时，撤出维持生命的医疗措施，使自己自然地、有尊严地死亡。她给网站取名为“选择与尊严”。

开国元帅陈毅的儿子陈小鲁也加入这个团队。他回忆，父亲病重到了最后时间，已经基本没有知觉了，气管切开没法说话，全身都是插的管子，就是靠呼吸机输液强心针来维持。“只是在维持生命，他本人很痛苦，我们也很痛苦。”我当时就问了一句，能不能不抢救了？但医生问，你说了算吗？你们敢吗？”陈小鲁无言，这成了他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我当时就问了一句，能不能不抢救了？但医生问，你说了算吗？你们敢吗？”陈小鲁无言，这成了他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

2011年的11月23日，一篇名为《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的文章，在美国社会和医学界引起了轰动和辩论。作者是一名医生，叫肯·穆尤睿（Ken Murray）。

文章很简单，肯·穆尤睿回忆说，就在几年前，一位名叫查理的非常有名望的骨科医生发现得了胰腺癌。给查理做手术的医生是个高手，不但医术精湛，还发明过一种特别的治疗方法，可以把胰腺癌患者的5年内存活率，从5%增加到15%，即：提高3倍！当然，其生活品质会在医疗过程中大受伤害，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遭罪是免不了的。

然而，查理却拒绝了这位名医的治疗方案。第二天回到家，他关掉了自己的诊所，从此再也没有去过医院。查理把时间全用在了和家人一起享受人生的最后时光上，尽可能地找到最惬意的感觉和状态。

他完全没有做化疗和放疗，也没有再做任何手术。几个月以后，查理在自己的家里病逝，亲人们都陪伴在他的身旁。在生命的数量和质量之间，查理选择了质量。

查理的选择揭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虽然为尽天职，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他们选择的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为自己使用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治疗手段。

恰恰相反，他们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却选择了最少的治疗！原因正是医生们的专业训练，让他们深深明白药物和手术的局限性，以及它们给患者带来的生活品质的摧残和巨大的痛苦。他们在人生的最后关头，集体选择了生活品质！

很多美国医生重病后会在脖上挂一个“不要抢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有的医生甚至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这样‘被活着’，除了痛苦，毫无意义。”

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我们常常选择了痛苦而昂贵的抢救，徒劳地试图延续亲人将逝的生命；而掌握了最丰富医学知识和技术手段的美国医生们，却为自己选择了最好的临终方式：呆在家里，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改善生活品质，而不是延长生命！真是太震撼了！

刘端祺：死亡就像一面镜子

中国的死亡质量为什么这么低呢？在最后的日子里，病人常常得被动地接受这样的“待遇”：

一是过度治疗。有些病人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仍在接受创伤性的治疗。

另一个极端是治疗不足，也就是说，病人受到的痛苦和不适直到死亡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脱。

尤其是前者，最让人遭罪。

北京军区总医院原肿瘤科主任刘端祺，从医40年至少经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

在那些癌症病人最后的时刻，刘端祺听到了各种抱怨。有病人对他说：“我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现在我才琢磨过味，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为治病卖了房，现在我还是住原来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我死的心都有。”

刘端祺记得有一位病人在博客里写道：“虽然医生天天加班，手机一刻也不敢关机，是很累，但你们不能理解我们生命被延长后的苦衷。能不能放下你们冰冷的刀剪，放弃你们职业性的套话，人性化一点，释放一点亲切和温馨，问问我们真正需要什么？比如，过问一下我的痛和苦、我的妻和母、我的生和死……”对那种“生命不息，化疗不止”的观点，刘端祺一直持反对态度。刘端祺说，整个医院，他最不愿意去的就是ICU病房，尽管那里展示着最先进的设备。在那里，他分不清“那是人，还是实验动物”。

有时候，刘端祺会直接对一些癌症晚期的病人说：“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没多久，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又没多久，这张病床就换上了新床单，人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