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

    2007年春我住纽约，在林肯中心看了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的话剧《乌托邦彼岸》。它展开了19世纪一批俄国知识分子，包括巴枯宁、赫尔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机遇与命运，时间跨度从1833直到1868年；舞台在莫斯科、巴黎、伦敦、日内瓦等欧洲城市之间转动。正是由于一小撮俄国知识分子（最多一二十个人）的奋斗与献身，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从而彻底改变了俄国文化风貌与精神品质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看完话剧后，我和李陀、刘禾、西川等朋友在纽约有过一系列讨论。话题散漫，但焦点集中：中国是否有可能像俄国知识分子那样，在不远的将来掀起一场文化复兴运动，砥砺激发，交相辉映，以非凡而持久的创造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此时此地，即2009年10月3日在香港——回首与展望，让我深感悲观甚至绝望：中国这一百年的进步（如果可借用这个词的话）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包括生命的代价、资源与环境的代价、教育的代价、公民权的代价，等等，对我来说，最大的还是创造力的代价。纵观百年，尤其近半个世纪以来，志士仁人关于民族复兴的梦想实现了吗？我们在文化上在文学艺术上有多少值得骄傲的成就呢？恰恰相反，到处是贫瘠与空旷，尤其在中华文明遗产和世界文化高峰的反衬下更加触目惊心。
    那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混乱。更确切地说，中华民族走到今天反而迷失在黑暗中——失去了自我身份，失去了理想和方向感，失去了反省能力与创造性。“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并非危言耸听。
    如果说范仲淹在《岳阳楼记》开篇的“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是一种政治理想的话，其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是一种中国式理想的文化情怀。回首历史，朝代更迭与经济兴衰如过眼烟云，最终留下薪火相传的文化创造力，才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立身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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